中国的地方志 作者:周迅


第一节 周代的“四方之志”



  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上古的“史”本是一种官职,除记录君王的言行和国家的大事外,还负责起草文书,发布政令,整理和保管图书档案。《史记·蔺相如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729年,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会见。当时秦国强,赵国弱。宴会之中,秦王要求赵王奏瑟(一种弹拨乐器。赵惠文王善鼓瑟),然后让秦国的史官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不能忍受这种屈辱,立即上前请秦王表演击缶〔fou否,一种瓦质打击乐器〕,并威胁说:“现在我离大王只有五步远,如果您不肯击缶,恐怕不免要流血了。”秦王没有办法,很不高兴地敲了一下缶。蔺相如马上让赵国的史官也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件事说明,到春秋战国时期,设置史官,将重大事件随时记录在案,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制度。在实行分封制的古代中国,一个世袭的诸侯国就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各国史官记录和保存的资料,就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文献了。

  当时统治天下的周王室,它所设立的史官和其他官职,出于职务的需要,各自掌握着一批有关诸侯国的文献。“方志”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专门记述周朝官制的著作《周礼》中。据《周礼》记载,周朝设有“外史”,他的任务是“掌四方之志”,并起草周王室下达给四方(各诸侯国)的命令。又有“小史”,掌管“邦国之志”,为的是辨明天子和诸侯的世系,以便执行各种礼法。还有一种官职叫“诵训”,职务是“掌道方志”(图3);“道”,就是说、讲;他负责给天子讲解四方记录上报的史实。据考证,《周礼》这部书,虽然假托是周公姬旦所作,其实成书于战国时候。它所记的并不全是周朝真正实行过的制度,而是以周朝的官制,参照战国各国的政治制度,将它们整理得有条有理,来反映一种儒家的政治理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至晚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方志”这个名词。

  实际上,在另外一些先秦古籍中,也有不止一处提到“志”、“前志”、“故志”,或者引用其中的文句。如《左传·昭公三年》,鲁国的叔孙豹劝说季孙宿(都是鲁国大夫)要好好接待小邾国的穆公,以免对方怀有异心。他引了“志”作论据,说:“‘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迎来者,天所福也。’”《国语·楚语上》记楚国大夫申叔时给楚庄王开了一个书目,供教育太子之用,其中也有“故志”。申叔时还对楚庄王解释说:“用‘故志’来教太子,可以使他了解前代的兴亡,从而有所戒惧。”可见“志”在当时是一种大家都熟悉的文献的名称。
 


  图3 “方志”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

  这些“志”、“前志”、“故志”,以及《周礼》的“方志”、“四方之志”、“邦国之志”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没有实物流传下来,现在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了。根据《周礼》的叙述大体可以断定,它们是各地的基本情况及往事的记录,其内容无疑属于后世地方志的记述范围,体例上却远远还没有形成后世地方志的样子,甚至很可能还没有什么统一的体例,或许是既有经过整理的史书,也有调查报告,也包含未经编辑的原始记录和档案。当时的“方志”,只是用文字记录的地方文献的通称,并不等于现在的地方志。

  除外史、小史、诵训以外,《周礼》所记的官职,还有一些同各国文献有关。他们除了要掌握必要的文字记录,还要掌握有关的地图。辅佐周天子安邦定国的大司徒,掌管各诸侯国的“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各种政策法令;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他要了解各地的民力、财力、谷物和牲畜的种类和数量,以便管理四方的朝贡;“司险”要掌握“九州之图”,以了解山林川泽的阻隔,根据地形开通道路,在险要的地方设置树林、沟洫作为屏障,一旦国家有变故,可以马上封锁要道,禁止行人通过,并派人防守;还有“土训”,专门给天子讲解地图,让天子了解各地的山川形势,什么地方适宜种稻,什么地方适宜种麻,等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的地方文献已经十分丰富,而当时的中央王朝已很懂得充分利用地方文献来帮助治理天下。

  正是从《周礼》的记载中,透出了中国地方志萌芽的最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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