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随着语言中新词的不断产生，新字不断出现；随着书写习惯和书写工具的改变，新的形体和字体也不断产生。这些发展变化，都是广大汉字使用者集体创造的产物。这些创造在多数情况下是符合汉字发展规律，因而是有生命力的。但是也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给汉字的使用造成混乱和不便，从而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正常进行。战国时期严重的 “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所以历代的中央政府，在一定的时候都要运用法令来对汉字进行整理和规范工作，这同时也就对汉字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汉字的整理和规范，主要包括规定每个汉字的正确形体，清理同一字中的异体字。秦始皇废除六国异体，推行小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进行的汉字整理和规范工作。秦始皇对这项“书同文”的工作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手下的重要官员如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母敬等悉数参加。当新的规范书体——小篆产生之后，马上让他们编出《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字书，供天下士子学习、使用。随着他时常外出巡视，又在各地(如泰山、峄山、会稽山等)树立用小篆书写的碑刻，当然主要是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是尽量扩大小篆的影响，加速“书同文”的进程。
这次汉字规范工作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它很快结束了战国文字的混乱局面。现今出土的战国时楚国文字如长沙仰天湖楚简(图37，左)，形体结构给人以奇诡难辨的感觉，这也正是当时楚国地方文字的面貌。但再看几乎同在一地出土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帛书《老子》(图37，右)，时代间隔并不大，诸字的形体就相当容易辨认，地方色彩不能说没有，但是已经大为减弱了。这不能不认为是秦始皇“书同文”的积极效果的一个证据。
其后，西汉初年、东汉初年、唐宋以来，都有运用法令整理和规范汉字的记载。东汉熹平年间(公元172—178年)、三国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唐代开成年间(公元836—840年)等，都曾经刻立“石经”(图38)，作为汉字书写的规范。
图37 长沙战国楚简与西汉帛书书体的比较
可是，做过一次整理和规范工作之后，新的变化又产生了。这主要是因为汉字本身在发展，民间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和流行与官方规定的“正体”字有区别的“俗体”字。“俗体字”多数是手写的简体字或草体字。这类新字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有时连官方文书和受过专门训练的知识分子笔下也不能避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汉字字形的整理和规范工作，大约每过几百年就要进行一次。
在汉字字音的整理规范方面，历代也做过一些工作。这里需先介绍一下汉字在古代的注音方法：长期以来，在我国没有拼音字母。对汉字的注音，最早是使用发音方法的描写，如某某字的读音，有的是“以舌头言之”，有的是“以舌腹言之”，后来使用直音，即用音同音近的字直接注音，如“宪，音献”，但是都不方便，也难以准确。东汉以后，受外来佛教文化的影响，发明了“反切”，就是把一个汉字分成声母、韵母和声调，用另外两个汉字分别代表，加以上下拼合，就得出这个字的读音，如“同，徒红切”，“徒”表示“同”的声母，“红”表示“同”的韵母与声调，用今天的拼音字母记录下来就是：徒t〔u〕 +红〔h〕ong→同tong。从南北朝起，历代大都运用“韵书”的形式(如《切韵》、《广韵》等)，使用反切给汉字注音，从而对汉字读音进行规范。由于语音不断变化，所以古代的反切，到今天有许多已经不能直接拼合出准确的字音来了。
图38 三国魏正始石经残石拓片
明朝末年以后，随着欧亚两洲航路的开发，欧洲一些国家的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他们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学习汉语和汉字。后来，为了使教民能直接阅读《圣经》，也用类似方法做了一些扫盲工作。
鸦片战争使中华文明古国开始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在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一股变法维新、图强自救的思潮。这股思潮中的一个分支，是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要“开发民智，普及教育”，而繁难的汉字对此是最大的障碍，因此就要“改革汉字”。现代意义上的“汉字改革”，就是由此起步的。
这种“汉字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行汉字简化。清末不少知识分子提倡简体字，“五四” 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 “简体字运动”。1935年8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经“行政院会议议决”和“中央政治会议核准”，正式公布了324个简体字。这批简体字的选择标准是：(一)依述而不作之原则； (二)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三)原字笔划甚简者，不再求简。这批简体字，后来因故没有施行。
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识字和普及文化的运动中，一则确定、创造和采用了许多简体字。二则推行汉字的拼音化。本世纪初的前后，有过一个“切音字运动”，曾经有一些热心人士，提出20多种汉字拼音方案。到1913年制订了一套 “注音字母”，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这套注音字母包括24个声母，16个韵母，大部分是采用汉字的偏旁作为形体。这套注音字母，目前还在我国台湾省等地区继续使用。1930年以来，在部分地区和群众中间，还产生过一种“拉丁化新文字”。
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普及文化教育和汉字改革工作，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作为汉字改革的专门机构。1958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汉字改革提出了三项任务：一、简化汉字；二、推广普通话；三、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在有关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的推动下，这三项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简化汉字，包括精简汉字的笔画和字数。1955年1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于次年被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经过八年在全国印刷和书写的文件、书籍、报刊上的使用以及教学的实践，1964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以《汉字简化方案》为基础，对简化单字以及简化偏旁进行了调整和类推，下分三个表：第一表有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有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有1754个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简化字。这三个表共收入简化汉字2238个。这些简化字的笔画，比原来的繁体字减少了将近一半。
《汉字简化方案》对汉字的简化方法，初步归纳有如下几种：1.保留原字轮廓，如以“龟”代“龜”，以“虑”代“慮”；2. 以部分代整体，如以“医”代“醫”，以“声”代“聲”；3.更换形声字的部件，如以“痒”代“癢”、以“拥”代“擁”是更换声符，以“腭”代“顎”、以“猫”代“貓”是更换形符；4.非形声字改为形声字，如以“惊”代“驚”，以“态”代“態”；5.形声字改为非形声字，如以“灶”代“竈”，以“泪”代“淚”；6. 同音代替，如以“里”代“裹”，以“丑”代“醜”；7.借用古体，如以“云”代“雲”，以“尘”代“塵”；8.草书楷化，如以“东”代“東”，以“书”代“書”；9.记号代替，如以“欢”代“歡”，以“义”代“羲”。等等。
这些方法，有的在某些字上有所交叉，不过大致来说，都是历史上的群众创造，“古已有之”的。
精简汉字字数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代汉语中不引起意义混淆的前提下，用笔画少的同音字代替笔画多的字，例如用“面”代替“麵”、“沈”代替“瀋”、“余”代替“餘 ”等。这样既精简了字数，又简化了字形。二是进行异体字的清理，消除许多汉字具有两个或多个形体的现象。1955年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文化部共同公布了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废除了1055个异体字。
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1956年2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在过去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制定这个方案的基本原则有三条：一是以北京语音作为语音标准。也就是，它所拼写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字典、读物、课本上的注音都要以这种语音为标准。这样就为推行普通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以音素作为音节结构。我们知道，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所谓“音素”，就是组成音节的最小单位，如“妈”是由m和a两个音素组成，“飘”是由p、i、a、o四个音素组成。三是以拉丁字母作为字母形式。因为拉丁字母是世界上最通用的字母，是国际公用的文字符号，它笔画简单，构形清晰，便于书写。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由它代替了1918年公布的汉字式的注音字母。
必须说明的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首先是为汉字注音的，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拼写普通话、推广普通话的工具。《汉语拼音方案》 可以作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它也可以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和外国人士学习汉语，以促进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交流。此外，《汉语拼音方案》在汉字的电脑(电子计算机)输入、信息处理以及电信通讯、音译中外人名地名和编制书刊索引等等领域，都发挥着有效的功能和作用。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经全体会员国投票通过，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语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编号为“ISO-7098”。这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因此将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