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践秦之祚〔zuo 作〕,长达400余年,在此期间,书法艺术形成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也为后世书法发展构筑了完美而坚实的基础,成为后世书法开拓的一个重要源头。
为什么这样来评估汉代?主要是我国汉字的各种字体,在这个时代里竟都一起面世了。大篆、小篆仍然时有所见,隶书正兴,已为一代字体的代表,章草、今草都成了通行手书,甚至于也有了行书、楷书的萌芽。在字体方面,此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什么新的字体,只是在此基础上更加成熟与规范化罢了。
汉代的字体虽然繁复纷呈,但作为时代通行字体的代表则是隶书。它承袭了秦时的隶法,加强了由圆转而方折的变化,更把简帛中的波磔〔zhe 折〕作了充分的发挥,于是隶书得以定型。由于政府从教育等方面比较重视,甚至准以“善书”入仕,因而隶书大兴,成为一代字体的典则。
字体的形制既定,但每人的书写不一,还有一个规范标准的统一问题;自然应当以郑重严肃的书写作为规范的代表,于是刊石入碑的字便成了隶书的标准。我们知道,西汉的碑刻较少,树碑的极盛时期是在东汉桓、灵之际。应该说,这时的隶书已经比较成熟,书法风格多样。
篆书的笔画只有横、竖、点及弯转,隶书的笔画除此之外又有了撇、捺即所谓的“波磔”,还有了“方折”,最突出的特点是横笔的体势呈现了“蚕头雁尾”。今以《乙瑛碑》为典型。
据载,汉末的王次仲曾作楷则。这里所说的“楷则”倒不一定是指今天的楷书,但我们也的确看到一些隶书,波磔雁尾的特点逐渐减少,已开始向楷书方面过渡。今以《朱君长题字》为例分析,其隶意已淡漠殆尽,可以说已具有楷书的雏形。
为了书写“便捷”、“赴速急就”,写得不谨、不暇详致的“草书”应运而生。其特点是“删难省繁,损复为单,务取易知易为”,“临事从宜”。隶之草谓之“章草”,楷之草谓之“今草”。张芝因既善章草,又开今草之先,所以曾被当时的人称为“草圣”。
东汉末年也出现了“行书”。唐张怀瓘在《十体书断》中说:“行书者,后汉颍〔ying 影〕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楷书)之小讹〔e 鹅〕,务从简易,……”虽然字体的创始归功于一人很不公平,但刘德升至少是当时的一位行书代表。可惜他的书作没有保存下来。
汉代书法艺术如此繁荣,既有历史积累的必然,也和当时书法理论的推动、造纸业等技术方面的进步以及社会文化的总体性进展有密切关系。总之,说它是一个空前兴盛并为后来奠基的时代,应该是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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