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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北方一带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相对说来，江淮地区比较安定，致使大量中原人口南移，谋求生计。易州制墨名家奚超携带其子奚廷珪等，举家南避歙州。当时歙州、宣州以及江南一带，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与易水地区相类似的茂密松林。特别是这一地区的黟山(即黄山)、松萝山(即齐云山)以及九华山等地之松，茂密且佳，适于制墨。因此“流离渡江”的奚氏父子一家，便在歙地定居下来，重操旧业，又开始其制墨生涯。《墨史》记载：“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歙中可居造墨。”说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墨史》上又说：“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李氏父子，原本在易州就是制墨名家，技艺超群，来此以后，经积极钻研，改进捣烟、和胶、配料、定型等技术，制出了“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宋李孝美《墨谱》)，“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墨史》)的佳墨。南唐后主李煜〔yu 玉〕也是个文学家，对文房四宝也很内行。对奚氏父子所造之墨备加推重，爱屋及乌，爱墨及人，竟赐国姓，自此，奚姓改为李姓，奚超改称李超，奚廷珪改唤李廷珪。《墨史》说：“葢(即盖字)廷珪本燕人，奚初姓，后徏(徙)江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主宠其能，赐之姓也。”李超后被朝廷封为检校水部员外郎，李廷珪和弟廷宽、子承宴、承宴之子文用、文用之子仲宣、仲宣之子惟益、惟庆等，也都受到朝廷的奖赏。后来，李廷珪的曾孙李惟庆还担任过李煜王朝的墨务官。再后李家虽没继出制墨高手，但直到半个世纪后的宋仁宗时，其子孙仍有任墨务官者。这就是《墨史》上说的“惟庆仲宣次子……歙州供进墨务官”，“此后李氏遂无闻，宋仁宗时，其子孙尚有为(墨)务官者”。由此可见历史上李墨世家之盛。李墨名门中，成就最为显著者，当推李超、李廷珪父子，尤以李廷珪最为突出。《墨史》上说：“超死而珪业益精”，又说：“古今名品甚具，诸李所制皆有之，云：‘皆无出廷珪之右者’。”因此，在以下介绍李墨的过程中，将着重谈谈李廷珪的墨技与墨事。
李墨品精质高，首先是在选料配料上，如一斤松烟要配珍珠三两，玉屑(玉石的碎末)、龙脑(即冰片，有类似樟脑的香气的龙脑树脂)各一两，并和以生漆。《墨经》说：“歙州李氏皆用大胶……若以漆和之，凡煤一斤，以生漆三钱，熟漆二钱，取清汁投胶中打之，匀和之如法。”在和胶时，廷珪首创分次和入的方法，《墨记》上说：“见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则知对胶之法寓于此也。”在墨的配方中，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之外，还别出心裁地加入麝香(这在韦诞制墨时就加用过)、樟脑、藤黄、犀角、巴豆等等。如此制出之墨，能够防腐，防蛀，芸香沁人。书写时流畅不滞，满纸溢香。其次，是制作精细，如以杵捣墨料来说，要求捣杵10万余次。如此配料精良，制作精细的廷珪墨，自然是优良上品。宋代书法家蔡襄就说：“廷珪墨为天下第一品。”(《墨史》)
关于李墨的精良，历史上还有其他一些记载。相传宋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李廷珪墨，有贵族偶误遗一丸于池中，疑为水所坏，因不复取。既逾月，临池饮，又坠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并得其墨，光色不变，表里如新。其人益宝藏之。”(宋范正敏《遯(即遁字)斋闻览》)。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可以说，李墨是在无意中，经过了类似今日称之为“破坏性试验”的检验。该墨虽经一个多月的浸泡，其“光色不变，表里如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李墨质量的精良。当然，检验墨品的质量，还有其他一些标准。不过墨品的抗损性，也应当是墨品的重要质量标准之一。
又如李墨具有惊人的耐用性。《墨史》记载：“常侍徐铉为太简言，幼年尝得李超墨一挺，长不过尺，细裁如筋。与其弟锴共用之，日书不下5000字，凡十年乃尽。”徐铉、徐锴为五代宋初文学家，兄弟齐名，称“大小二徐”。粗略计算一下，以每日5000字计，十年中他们兄弟二人至少书写了近2000万字，这真是个天文数字。再有，据记载，李墨由于质地致密，“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甚至能“削木”。这也是李墨的奇异性能。
还有记载：宋初“平江南时，廷珪墨连载数艘输入内库，太宗赐近臣秘阁帖，皆用此墨。其后，建玉清昭应宫，至用以供漆饰。”另有一类似记载：“太祖下南唐，所得廷珪父子墨……作相国寺门楼，诏用黑漆，取墨于藏主，车载以给，皆廷珪父子之墨。”(均见《墨史》)这里指赵宋灭南唐时，掠得大量李墨，所以要舟载车装。这些珍贵的李墨，有些曾用来摹拓〔ta榻〕《阁帖》(《阁帖》即《淳化阁法帖》，拓时即用“澄心堂”纸与李廷珪墨)；有些却用来漆饰大相国寺门楼及其他宫殿。此举虽暴殄〔tian 腆〕天物，但确证明了，李墨墨色不易脱落，色泽如漆，具有油饰的效果。
《墨史》中还记载：“……后王之子妇，蓐〔ru褥〕中血运危甚，医求古墨为药，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诸子欲各备产乳之用，乃尽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这是远在1000年前，以李墨治疗产妇“产褥热”并获成功的一份珍贵处方，说明李墨有多么奇妙。关于古墨可以治病医疾，《神农本草经》中就说到了。在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第七卷上也有记载，墨“释名乌金、陈玄、玄香、乌玉块”。又说墨“气味辛温，无毒，主治止血，生肌肤，合金疮。治产后血晕、崩中卒下血，醋磨服之”。中医的墨疗也是我们祖国宝贵的科学遗产。
关于李墨，历史上还留下许多趣事。如《墨史》记载，宋仁宗晚年内宴群臣，与大臣们无拘束地谈笑，并亲自写了许多飞白体的书法，分送给大家。兴致到了高潮，便以香药与名墨赏赐给群臣。有一位大臣幸运得到一锭李超所制之墨，而君谟(即蔡襄)得到李廷珪所制之墨。蔡襄看出那位大臣流露出不满足的样子，便附耳对其悄声说道：“想不想换一下？”，因为那位大臣只知道李廷珪墨宝贵，却不知道李超为何人，自以为以不知名的墨，换廷珪名墨，能占便宜，便立即交换了。等到宴会完毕，二人骑马从内门出皇宫，将分手时，蔡襄在马上忽然出人意料地对着那位大臣拱手行了一个长揖，并得意地说道：“你该不知道吧？廷珪只是李超的儿子……”。从这个故事中，也可看出当时李墨是多么名贵。
《墨史》上还记载：“苏子瞻(即苏轼)云黄鲁直(即黄庭坚)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字，尝携古锦囊，满其中皆是物者。一日见过，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遂夺之。”这是说黄庭坚善书法，因为很有名，世上一些爱好者，争相以好纸好墨来求换其墨宝，他们常常带来盛满好纸好墨等物品的古色古香的囊袋。一日，苏见到一个锦囊，便伸手探取，一下得到半挺李承晏(李廷珪侄)的墨，于是情不自禁，急忙夺下。这说明到了宋代，李墨存留下来的不多了，因而苏见到后便立刻夺下。前后两则故事，同是酷爱李墨，不同是蔡为“巧取”，苏为“豪夺”。亦为墨林趣话。
也是因为李墨名贵，自然就有好利者、好奇者进行模仿、伪造。《墨史》记载说：“世有好奇者，多借廷珪姓名，模仿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其墨。”这是说，世间有些好奇逞能者，模仿廷珪的墨形，假冒廷珪姓名(这里就是商标牌子)“以造之”，有的模仿者，技术高超“至好”，以致所仿造之墨，不是有素养的专家，尚不能辨认其墨真伪。有趣的是，《墨史》上还介绍了如何辨认印在墨挺背面，起着既是商标作用，又是防伪标志的“歙州李廷珪墨”几个字的方法，告诉这几个字的笔画，如何写法才“为真”。如说：“歙傍欠字之左足与州字之中或其李字之中画与子字之足贯，又与廷字壬之竖画，墨字右角贯视之，上下相通者为真。”这使我们从另一侧面，又看到李墨的名贵。
由于李墨质佳，耗量自大，加上皇室挥霍，到了宋代，李墨已存剩不多。《墨史》说：“至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熙宁间……禁中墨无廷珪成挺者。”当时真是“黄金易得，李墨难求”。廷珪本人所制之墨，虽“不可得”，但李墨世家一直从事墨业，其子孙“颇得家法”(《墨史》)，看来也制出了有一定质量的墨。
此外，如《墨经》上所说：“歙州又有耿仁、耿遂、遂之子文政、文寿，而耿德、耿盛皆其世家也。宣州则(有)盛匡道、盛通、盛真、盛舟、盛信、盛浩。”也就是说，当时歙、宣地区，除李墨世家之外，尚有耿墨世家、盛墨世家等。他们“制墨得李氏法”(《墨史》)。可以说，当时在歙州地区，已成为基础雄厚、人材众多的制墨专业区。为日后“徽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歙州改称徽州，辖统歙、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等六县。这一地区所生产的墨品，从此便都称为“徽墨”，这一年也就是“徽墨”定名之年。由于“徽墨”是从“李墨”发展而来，因此，从广义上说，“李墨”即是“徽墨”。
李超、李廷珪父子，早年从易水之畔南迁歙州之丘，在长期的、艰苦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了松烟墨的制作工艺，并探索与发明桐油制墨技术，使南唐时期的“李墨”发展成为后来的“徽墨”，歙州即后来的徽州，也发展成为我国制墨业的圣地。李超、李廷珪，尤其是李廷珪的制墨技艺及制墨事业，在中国制墨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李廷珪是“徽墨”不祧之祖。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国家得到统一，经济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又重新繁荣起来。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宋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全国各地书院林立，科举考试制度得到完善，印刷技术有了突出的进步，出现了一个文化发展时期。与此相关的制墨业，自然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徽墨”，一枝独秀，几乎统领了全国的制墨业，一统了天下墨品市场。
宋代制墨业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油烟墨的创立。可以说，在我国制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从制墨史上，我们知道千百年来，制墨主要都采用松烟为原料。古代的一些制墨地区，因为取古松烧烟，致使松林被砍伐殆尽。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上就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墨经》上也说：“自昔东山之松，色泽肥腻，性质沉重，品惟上上，然今不复有，今其所有者，才十余岁之松。”当时“兖、沂、登、密间之山，总谓之东山”，也就是指今山东省中部地区。原来这一地区的古松“色泽肥腻，性质沉重”，树质非常之好，“品惟上上”。但由于砍伐，“今不复有”。当时东山存剩的松树，只有十余年树龄。由于松树的大量减少，墨源问题严重。沈括甚至提出以石油烧烟的科学见解。他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下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总之，在松木资源大量减少，用墨需求又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制墨原料已迫在眉睫。一种新的制墨原料——油烟，就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了。
油烟墨起于何时？由谁发明？历来也有不同说法。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上说：“宋熙、丰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这是说，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即公元1068-1085年)墨工张遇“用油烟”制墨，制成之墨叫“龙香剂”。按照这一说法，油烟墨是张遇在宋熙宁、元丰年间发明的。关于张遇生活在什么年代，曾有不同说法。如《墨经》记载：“唐之匠氏，惟闻祖敏，其后有易水奚鼐〔nai 奈〕……，易水又有张遇、陈贇〔yun晕〕。”从语气上看，好像是五代时人或更后时代的人。但《墨史》上又把张遇列为唐代人，把陈赟列为宋代人。如说“遇墨有题光启年者”。光启是唐僖宗年号，时间在公元885年至888年。又说“世传张遇墨乃唐末时物”。这样看来，张遇是唐末时人。另一方面，如《墨记》、《墨志》里，却明确把张遇列为宋人。此外，张遇是否仅为一人也不一定。《墨史》上就说：“遇之子名谷，然云黟川布衣，则疑别有同姓名者。”由以上看来，张遇是什么时代的人，以及是否为一人都难以确定。但说到“用油烟”的那位张遇，其“用油烟”是在“宋熙、丰间”，这一点是明确的。
《四库全书总目》说：“古墨皆松烟，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后杨振、陈道真诸家，皆述其法。元、明以来，松烟之制渐亡，惟是法独传。”文中明确指出，南唐李廷珪已开始“兼用桐油”，李廷珪的墨，都在什么年代制作，大多缺乏史料记载，但《墨史》上，记有一锭墨“铭曰：‘保大元年歙州进墨务官臣李廷珪造’。”“保大”是南唐中主李璟的年号。南唐公元937年由李昇建立，公元975年灭亡。保大元年为公元943年，属南唐早期。《墨史》又说：“昔李氏以墨显于江南，而遇妙得其法。”综合看来，张遇生活的年代不会早于李廷珪，若从“妙得其法”看来，是晚于李廷珪。再有，更为重要的是，“遇妙得其法”，这“法”中，包不包括“兼用桐油”的制法？从《四库全书总目》上说的“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的“始”字来说，油烟墨就是南唐早期由李廷珪发明的。李廷珪继往开来，他既是松烟墨集大成者，又是新墨源——油烟墨的开创者。李廷珪实为“徽墨”之祖，油烟墨之父。李廷珪在墨史上堪称“墨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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