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周学校的教师

　　西周的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师者必为官或退仕。国之重臣太师、太保、太傅，也即是帝王之师。《大戴礼记·保傅》说：“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者也。”三公既有分工，又紧密合作；太师，导以教训；太傅，傅其德义；太保，保其身体。三少是三公的助手，同太子居处出入在一起，三少协助三公共同辅佐天子，教喻太子。后来西周官制逐渐分化，师保便成为太子导师的专称，执政的辅宰之臣则别以卿士名之。从职官的分化，也可说明最初的师保是官师合一的职务。

　　西周的国学、乡学和宫廷教育的情况基本相同，也是亦官亦师。国学由大司乐(大乐正)主持，是国家的礼官，负责宗教祭祀与国家典礼之事。大司乐下面还有许多官员分掌其职。据《礼记·文王世子》载，除大乐正外，还有小乐正、大胥、小胥、大司成、龠师、龠师丞、太傅、少傅、师氏、保氏等等。《周礼·春官》也有类似记载。他们既是国家的正式官员，又是国学的教师，承担国家的教育与教学工作。他们大都为国家礼官之属，只是师氏、保氏为国家司徒之属兼主王室的武备。“师”最初是军官的称号，“师氏”指的是高级军官，“大师”是比“师氏”更高级的军官。西周时担任国王警卫队长的师氏、保氏，除了负责警卫、随从、军旅等大事之外，还兼管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后来“师”就转为教育者的称呼，所以“教师”的名称，实起源于军官。

　　至于乡学的教师，也都由国家及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兼任，由大司徒主持。据《周礼·地官》载，除大司徒外，还有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等，他们都是地方乡学的主持者和教师。还有致仕(即退休)的大夫与士，也直接担任乡学的教师，称之为“父师”、“少师”。如《尚书大传》卷五《略说》所载：“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

　　(5)西周的六艺教育

　　西周国学的教学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基本内容。在大学以诗书礼乐为重点，在小学以书数为重点。而射御的学习，除了传授和培养有关的知识、技能之外，还着重与礼、乐之教相配合。乡学的教育内容，没有国学那么详密。

　　“礼”是政治伦理课。“礼”包括了整个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仪节。《左传·隐公十一年》：“礼者，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反映了“礼”的重要性，是立国的准绳，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包含了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到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反映了西周宗法等级世袭制度的需要。“礼”是大学中最重要的课程。贵族子弟学会了“礼”，在政治活动、外交活动及道德生活中，行动才会合乎规范，站稳贵族的立场，显示贵族的尊严，有利于任官和治民。大学中所教的“礼”，则是贵族生活中所常见的“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吉礼讲祭祀，以敬事邦国鬼神；凶礼讲丧葬凶荒，以救患分灾，哀悼死亡；宾礼讲朝会过从，使诸侯亲附；军礼讲兴师动众，以征讨不服；嘉礼讲宴饮婚冠等喜庆活动，以亲万民。《周礼·大宗伯》讲“五礼”共36目，皆邦国之重大典礼，贵族子弟要从政必须习知熟悉。不仅要知礼、行礼，在仪容方面还要遵照一定的要求和规定。保氏还负责教“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习礼仪不仅只讲礼典，而且要实学实习，反复练习。“礼”既是贵胄子弟修身之要，也是他们用世之具。所以说“礼”是政治伦理道德教育课。

　　“乐”是综合艺术课。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说：“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诗经·郑风·子矜》郑玄注：“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表明其形式的多样化。西周大学由大司乐主持乐教，以乐德、乐语、乐舞教育贵族子弟。所谓乐德，包括中和(言出自心，不刚不柔)、祇庸(见神示敬、接事以礼)、孝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所谓乐语，包括兴道(以物喻事、引古刺今)、讽诵(背熟文词、吟诵有韵)、言语(直叙己意、答人论难)。所谓乐舞，包括云门、大卷(黄帝乐)、大咸(尧乐)、大磬(舜乐)、大夏(禹乐)、大濩〔huo 获〕(汤乐)、大武(武王乐)等六代乐舞，也称为六乐。《周礼·大司乐》讲的六代乐舞是“大舞”，是大学学习的主要内容。此外，乐师还教大学学生学习小舞：帗〔fu 肤〕舞(手持五彩缯而舞，也有说是持彩色鸟羽而舞)、羽舞(手持鸟羽而舞，用以祭四方)、皇舞(持五彩羽以舞，用以祈雨)、旄舞(持牦牛尾以舞，用以祀辟雍，也用于燕乐)、干舞(持盾牌以舞，用以祭山川)、人舞(徒手挥袖而舞，用以祀星辰)。还有一种“象舞”，持竿而舞。舞又分文舞、武舞两类。手持籥(乐器)翟(鸟羽)而舞为文舞；手持干(盾牌)戚(斧钺〔yue悦〕)而舞为武舞。“云门”、“大章”、“大韶”、“大夏”属于文舞；“大濩”、“大武”属于武舞。这些乐舞用于不同的场合，其中“大武”是周代国乐，实际上是以周武王克殷为题材的大型歌舞剧。其曲调早已失传，而乐词基本上保存在《诗经·周颂》里，传说可能为周公所作。“大武”乐舞是西周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贵族子弟都要学习。《礼记·内则》提到贵族子弟13岁学乐、诵诗、舞“勺”(文舞)；15岁成童，舞“象”(武舞)。《周礼·大司乐》提到“帅国子而舞”。西周王室对乐舞十分重视，据《周礼·春官》载，王室的乐舞机构中自大司乐以下，共有奏乐、唱歌、舞蹈及其他工作人员近1500人，可见其重视程度。

　　西周大学教育中强调“礼”与“乐”的密切配合。《礼记·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手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yi译〕，恭敬而温文。”礼的作用在于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乐则重在陶冶人们内心的情感，使本来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礼变为能获得自我满足的内在精神需要。所以《礼记·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乐是通过美育、艺术教育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乐记》又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教的主旨就在于增进贵族内部的团结，进而调和各阶级、等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礼乐教育在西周社会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确实对于改变社会习俗、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各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的联系，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所以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教育成为西周六艺教育的中心。

　　“射”与“御”是军事训练课。“射”是指射箭，“御”是指驾车。当时的战车是重兵器，一般来说每辆战车有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驾车，车马步卒72人跟着。武王伐殷，革车300辆，虎贲(勇士)3000人，由于做了政治鼓动工作，很快取得了灭殷的决定性胜利。可见战车在战争中地位之重要。但是要掌握战车的战术必须学好“射”“御”这两种武艺。

　　“射者，男子之事。”西周贵族子弟到了入小学年龄，就要接受正规训练，不能射箭的人，不能称男子之职。“射”在国学、乡学中都是重要的学科，都有一定的教练场所。教练有五种方式，相应有五项标准。据郑玄解释说：一曰“白矢”——穿透箭靶，露出箭头。重在训练开弓的臂力。二曰“参连”——第一箭射出之后，后三箭连发两中。重在训练发射的速度。三曰“剡〔yan眼〕注”——矢入箭靶，羽颈高，箭头低。重在训练力猛锐，使箭能贯物而过。四曰“襄尺”——“襄”即谦让之意。君臣同射，臣不得与君并立，须后退一尺，重在训练谦让之品德。五曰“井仪”——连射四箭皆中靶并成“井”字形状。重在训练箭法之准确。

　　《礼记·射义》说：“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官，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说的是西周天子规定制度，诸侯每年要向天子推荐士人，天子在射宫考校他们的箭术。如果射箭时仪容、动作合于礼，节度合于乐而且射中靶子的次数多，就可以参与天子的祭祀大典。如果仪容、动作不合于礼，节度不合于乐而且射中靶子的次数少，则不得参与天子的祭祀大典。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说：“行同而能耦，别之以射，然后爵之。”意思是说贤能在德行和其他技能相同的情况下，则以射箭技术高低来区别，授予优胜者一定的爵禄。所以说西周对射箭的教练十分重视，射箭的训练也十分严格，国学、乡学都要为贵族青少年参与大射与乡射准备条件。每年大祭之前要举行射箭比赛，选拔武士，仪式隆重，并饰之以礼乐。

　　“御”的教练也有五项，简称为“五御”：一曰“鸣和鸾”——“和”在轼，“鸾”在衡，“和”与“鸾”都是车上装饰的铃，车行时，铃声共鸣而有节奏。二曰“逐水曲”——沿着曲折的水沟边驾车前进而不使车落于水中。三曰“过君表”——“君表”为插着旌旗的辕门，辕门在险阻处，辕门中间放置石磴为障碍物。车驰入辕门，车头两边与石磴的间隙只有五寸，车要准确不偏，不发生碰击。四曰“舞交衢”——车在交叉道上，往来驰驱，旋转适度，合舞蹈节奏。五曰“逐禽左”——驱车追赶禽兽，要善于把禽兽阻拦在左边，以便君主射猎，因为礼规定君主田猎自左方射。

　　《礼记·曲礼下》：“问大夫之子，长，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问大夫的儿子，年长，回答说能驾驭车了；年幼，回答说还不能御车。可见贵族子弟达到一定年龄就要进行驾驭车技术的训练，并以能御、未能御来区别长幼。驾车要沉着、敏捷、熟练，并能随时配合射手，创造有利的射击机会，所以说学习驾车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达到上述五项标准的要求。

　　周天子出征前，要到祖庙祭祀请命，这叫“告祖”；然后到大学召开出征前军事会议，制定作战方案。班师凯旋，也回到大学举行“释奠”礼，祭奠“先圣先师”，献俘告功。大学是周天子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比射御选士的场所。这些都说明西周重视射御的训练，并注意射御的教学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书”与“数”是基础文化课。“书”是指书写文字。“数”是指计算、算法。西周书写的工具是刀笔、竹木，字体为大篆。西周已有供小学文字教学的字书(课本)。据《汉书·艺文志》载：“《史籀〔zhou宙〕》十五篇。”注曰：“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前782年)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又注：“《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今已失传。西周小学教育从识字、书写开始。《礼记·内则》提出“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所谓“数日”即认识、背诵由天干地支组成的六十甲子，“学书”即学习书写六十甲子，认识与书写方名(东、南、西、北方之名)。在当时辨别方向主要依据天象。当时人们多用日出日入的日影、日中时的日影和晚上的北极星的方位等方法来确定方向。

　　《周礼》提出了“六书”的总名，后世学者对六书的名称、顺序解析不一，但都认为汉字构成有六种方法。《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提出了文字的构成有上述六个方面，同时也指出了西周识字教学是按字的构成方法分类进行的。郑玄在《周礼·保氏注》中提出六书的内容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了最有代表性的“六书”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hui 徽〕，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所谓“指事”，即用符号指示意义，如木下加“一”为本(树根)，木上加“一”为末(树梢)。所谓“象形”，即把客观事物描绘出来，如“日”像一轮红日，“月”像一弯新月，“山”像一峰高耸，群山环抱。所谓“形声”，即意符与声符并用，如“鱼”字偏旁表示鱼的总类，再用其他的字搭配起来，成为“鲤”、“鲫”、“鳝”、“鳗”等，表示鱼的不同种类，这是形与声相结合。所谓“会意”，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如上小下大为“尖”，左日右月为“明”。所谓“转注”，即同一个部首的同义字相互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所谓“假借”，即当新事物出现之后，口语中已有了这个词，但还没有这个字，于是借用同音字来表示，如“汝”本义为水名，借为第二人称代词，意思是“你”。总之，西周学校的文字教学，是按汉字构成的方法，以“六书”分类施教的，使学生掌握每个汉字的字音、字形、字义。

　　“数”的教学，西周有很大发展，据考释，西周时六岁儿童开始学数数，从一至十的数目。九岁儿童学“数日”，指学习记日法，先学甲子纪日，然后再逐渐加深。十岁儿童开始学“书计”。所谓“计”，指一般计算能力的培养。首先要学习十进制的文字记数方法。这种记数方法在数学发展史上曾居先进行列。其次还要学习计算的方法。中国古代重要的计算方法——筹算完成于春秋战国，但并不否认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有简单的算筹记数和简单的四则运算。

　　《周礼·地官·保氏》提出西周六艺之数为“九数”。至东汉，郑玄又在注中提出了“九数”之目：“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所谓“方田”，讲的是田亩面积计算等问题。所谓“粟米”，讲的是按比例交换问题。所谓“差分”，又叫“衰分”，讲的是等级——按比例分配问题。所谓“少广”——“少”为“多少”，“广”为“宽广”，讲的是在体积计算中运用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问题。所谓“商功”——“商”是“商贾”，“功”是“工程”，讲的是工程的计算，尤其是体积的计算问题。所谓“均输”，讲的是按人口、路途等条件，合理安排运输赋粟和分配徭役等问题。所谓“方程”，讲的是联立一次方程及正负数问题。所谓“赢不足”又叫“盈不足”，讲的是运用假设的方法解决疑难问题。所谓“旁要”，讲的是“勾股定理”。学习以上九项计算方法，是较高的教学要求。“九数”流传下来，经后人不断补充、加工、整理，约到汉末三国的时候，才编成《九章算术》。西周的“九数”奠定了后来的《九章算术》的基础，这表明西周的数学教学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总之，“六艺”之中“书数”的内容是很广博的，诚如元代学者舒天民在《六艺纲目》中所说：“六书之中，天文、地理、人、事、物则悉皆备矣……文之妙用，其大矣乎。”例如，汉字有一类字称做“天地类之纯形”，教这类字，便要向儿童介绍日、月、云、雨等天文知识以及山、水、川、泉等地理知识。

　　西周中期便形成了以礼乐为中心的“文艺”教育，体现了文武兼备、诸育兼顾的特点，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早期的辉煌。

　　西周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医药、建筑、冶炼、机械制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但贵族们认为学习这类东西是同高等贵族的身份不相称的，所以学校中并不重视科技教育。这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一个特点。科技的传授是通过另外的渠道，由专门事务官祝、史、医、卜及“百工”，父以子传，世代相继，成为“世业”，西周的学校教育与“世业”是并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