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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蒙学有三种形式，一是坐馆或教馆(指地主士绅豪富聘请教师在家进行教学)，二是家塾或私塾(指教师在自己家内设学)，三是义学或义塾(指地方或个人出钱资助设立小学招收贫寒子弟，带有慈善事业的性质)。明清的蒙学已经定型，有了一般固定的教学制度和教学程序，也有了一批教蒙学的教师队伍。
蒙学教师简称为蒙师，有的是当地的童生或穷秀才，有的连童生、秀才也不是。《儒林外史》第二回描绘山东薛家集有位60多岁的蒙师名叫周进，“却还不曾中过学”，即仅是童生，还没中秀才。他来到贡院门口想挨进去看看，却“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家长贽见蒙师，赠送的礼钱，“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潦倒青衫”是蒙师生活的真实写照。
清初的郑板桥(公元1693—1765年)早年家贫也当过蒙师，曾作诗《自嘲》：
教馆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
半饥半饿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
清同治年间的李静山在他编的《增补都门杂咏》上有诗曰：
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
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脩。
清嘉庆年间佚名编的《都门竹枝词》上也有首诗，描述了蒙馆先生的贫寒生活：
三两言明按月支，支来两月便迟迟。
束脩漂了随君便，再请旁人做老师。
清光绪年间有位蒙师叫李森庐的，以出外教读谋生，某年逼岁除，不能归，寄其妻诗曰：
我命从来实可怜，一双赤手砚为田。
今年恰似逢干旱，只半收成莫怨天。
有的蒙师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连《三字经》、《千字文》也读不下来，乃有“先生不如鼠”之嘲，意思是老鼠在无米、无油可窃时，还会到故纸堆中啮书籍呢！
蒙师文化水平低，和他们的生活待遇有关，因为稍有才识，衣食有奔头的，都不愿当教师，所谓“家有二斗粮，不作孩子王”。他们在社会上无地位，归根结底是由于明清朝廷的不重视。张履祥(公元1611—1674年)说：“蒙师之责至重，而世轻贱之。举业之学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谓不知类矣！”意思是说，蒙师教育责任重大，但社会地位低贱，而科举考试之学问简陋，但社会地位却那样高，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清代的崔学古在《幼训》中呼吁改变蒙师状况，他说：“为师难，为蒙师更难。蒙师失，则后日难为功；蒙师得，则后日易为功。甚矣，不可不慎也。”
明清时期的蒙学教材很多，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外，流行一时的还有《千家诗》、《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童蒙观鉴》等等。《清稗类钞》第四册有一首《嘲私塾诗》，勾划了明清时期蒙学教学活动的情景：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
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
《三字经》完翻《鉴略》，《千家诗》毕念《神童》。
其中有个聪明者，一目三行读“大”、“中”。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完后再读《千家诗》、《神童诗》、《鉴略》，然后再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
《千家诗》共选诗200余首，大部分语言流畅，词句浅近，易读易记，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王之涣的《登鹳鹊楼》，杜牧的《清明》，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等名诗。由于《千家诗》成为蒙学中主要的诗歌教材，社会上又将它与“三、百、千”合称为“三、百、千、千”。后来，清代孙洙又择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编成《唐诗三百首》，署名蘅塘退士印行。此书一出，“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不只在蒙学，也是社会上十分流行的诗歌集。
还有一种蒙学课本叫作“杂字”书，在历代史书上很少著录，但其内容切合日用，又分类编纂，既可作识字课本，又能起字典作用，适合一般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及其子女的需要，在蒙学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今举《五行杂字》为例：
“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账，先把杂字观。你若待知道，听我诌一篇。开冻先出粪，制下镢和锨。扁担槐木解，朱筐草绳拴……”
下面都是与耕种活动和农家日常生活需要有关的内容：
“面饼大犒赏，豆腐小解馋。说的咱家话，财主却不然。弱人服参汤，肚壮吃黄连。清晨用点心，晚晌吃糖圆。夏天鸡卤面，鸡蛋合肉丸。哪怕天鹅肉，说要也不难……”
最后以“几句俗言语，休当戏言观。专心记此字，落笔不犯难”结束。
又如《六言杂志》中有这几行：
“黄花金针木耳，蘑菇大料茴香。鱼肚海蜇紫菜，香蕈燕窝白糖。花椒胡椒芥未，红曲酱瓜腌姜……兄弟哥哥嫂嫂，母舅妗子姨娘。 大伯小叔侄儿，丈人岳母姑娘……飞叉木锨扫帚，推扒梯子刮板……”
蒙学主要进行读书、习字和作文三方面的教学，是为进入官学、书院及应科举考试作基础准备，而每一方面的教学，又都建立了一定的次序。如读书，首先进行集中识字。待儿童熟记千余字后，进入读“三、百、千、千”的阶段，进而再读“四书”。这时，学塾教学的重点在于指导儿童跟读、熟读和背诵上。在此基础上，教师进行讲书，着重阐述书中的封建政治思想和伦理原则。习字的次序，先由教师把着手教儿童用毛笔，而后描红，再进入临帖书写，这时学塾教学的重点在于指导儿童用描红本及名家字帖。作文之先必练习作对。教师训练儿童作对，先从模仿做起。如教师讲“正名”这一格式，就要举例“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再让儿童仿着写一句。教师讲“因类”这一格式，亦要举例“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再让儿童仿着写一句。教师还运用一些作对学文的书和诗词范文指导儿童。如：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夹岸晓烟杨柳绿，满园春色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簑〔suo 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作对练习是一种不讲语法理论而实际上却是相当严密的语法训练，经过多次练习之后，儿童可以纯熟地掌握词类和造句的规律，并且用之于写作。这一种基础训练的方式，的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学塾中实行个别指导，教学进度以儿童的接受能力为转移，一般来说，都遵循由易及难，由浅入深的原则，前一步的学习为后一步的学习铺垫基础。教学中尤重视温故，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儿童复习旧课，在温故的基础上再上新课。
当时流行有《训蒙歌》一首，也生动地反映了蒙学与蒙师的情状：“牢记牢记牢牢记，莫把蒙师看容易。教他书，须识字，不要慌张直念去。声声字眼念清真，不论遍数教会住。教完书，看写字，一笔一笔要端详，不许糊涂写草字。字写完，做对句，见景生情不必奇，只要说来有意趣。平仄调，毋贪异。做完对句有余功，写个破承教他记。催念书，口不住，时常两眼相对看，怕他手内做把戏。非吃饭，莫放去。出了恭，急忙至，防他悄悄到家中，开了厨门偷炒米。清晨就要来，日落放他去。深深两揖出门外，彬彬有礼循规矩。若能如此教书生，主人心里方欢喜。”(《解人颐》卷下)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辛丑科状元龙启瑞，于道光二十七年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清代的蒙学教学实际，提出了一个新的《家塾课程》：
“大约以看读写作四字为提纲：读熟书(经类及《文选》、《古文词类纂》)以沃其义理之根，看生书(史类)以扩其通变之趣，写字以观其用心之静躁，作文以验其养气之浅深。四者具而学生之基业始立，鲜慝志亦鲜遁情矣。(初上学者，先作读写两字功课为要)早起，少长以序，入塾拜先师神座，毕，谒拜师长，请安毕(应对进退礼节，以管子《弟子职》、朱子《小学》为主)。理昨日生书，带温书一卷，背。上生书，师长先依经讲解逐字实义，毕，再讲实字虚用、虚字实用、本义有引申、异义有通假之法(以《说文解字》、《尔雅》、《广雅》、《玉篇》、《广韵》为主)。其每一字得声则有古音(古谓周秦先汉)、今韵(今谓魏晋以下)、方言之互殊、双声迭韵翻切之相贯，然后析其章段，离其句读，条其意指。讲毕，命学生复述一遍(看其有见解否)。乃就位念一百遍。初缓读，后稍急读，字句要有抑扬顿挫之节奏，四声要有高下低昂之准的(不熟再加一百遍)。午饭讫，循阶走三百步，拉弓习礼射毕，写字一二张(以初唐人碑版为主，讲把笔、讲间架)。温书一本，背(有误字尖出命改正)。仍读主书，将晚属对(自两字至五七字，以为作四六文张本)。灯下念唐贤五律诗(取于试帖相近)或《古诗源》；上生诗时，为之逐句讲解(有正对、有借对、有反对、或明使故事，或暗用故事)。间日出诗题，试作五言绝句一首(以次增至四韵六韵)。功课做完，跪叩先师神座前，揖师长毕，命之退，乃退。逢三八日作文，初一、十五日作史论及诗赋。草订一簿，每日自记行事、读书，及有所疑、有所悟(为作论及制义张本)，次早呈阅。学生有不率教，不及格者，依科惩责，决不宽宥。”
龙启瑞的《家塾课程》总结了中国古代的蒙学教学经验，提出以看、读、写、作四字为纲，强调要熟读精思、渐进有恒、自求自得、严格要求，颇受当时社会各界的重视，流传很广。即使对今天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亦可提供启示和借鉴。
随着蒙学的发展，童蒙教学法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宋元以后，在学塾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专门研究童蒙教学法的著作陆续得到刊行。著名的有清代王筠(公元1784—1854年)撰写的《教童子法》等。《教童子法》是一本专门论述蒙学教育的著作。它对识字、写字、读书、作对、作诗、作文方面的基本训练作了系统的论述，对蒙学的一般原理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它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反对呆读死背的教学方法。书中说：“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儿童不了解书中的意思，读起来好像和尚念经，枯燥无味，自然把学习看成苦事。书中说：“小儿无长〔chang 常〕精神，必须使有空闲，空闲即告以典故。”这是说，儿童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教学中要有适当的休息，休息时可以给学生讲些知识性故事，死典故可以训练儿童的记忆，活典故能够培养儿童的思维。书中还要求教师了解学生，因材施教，而不能使用体罚威吓学生。并以观察学生是“欢欣鼓舞”，还是“奄奄如死人”，作为判断其师是“良师”还是“笨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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