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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字窒甫，明朝浙江海盐人，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考中进士，授官职方司主事，历官考功郎中、太仆丞、太常卿、刑部侍郎、副都御史、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史称他：“晓通经术，习国家典故，时望蔚然。为权贵所扼，志不尽行。”(《明史·郑晓传》)著名思想家李贽对郑晓的世用之学予以肯定，认为他的义利之辨，能剖析精微，直窥堂奥。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因郑晓素与奸相严嵩不和，得罪权贵，受到陷害，被罢官为民。刚好在他回到家乡不久，他的儿子郑履淳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授官为刑部主事。
儿子登科入仕，这在古代士林家庭是天大的喜事。亲朋好友无不登门祝贺，郑家因郑晓在朝为官40载，德高望重，自然广结人缘，以致贺喜之日门庭若市。
按理，这件事对郑晓是一个难得的安慰，应当高兴才是。然而这位在官场上饱经风霜的老人，并没有像家人想得那样简单，却更为儿子能否做个好官而感到忧虑。在客人面前，他头戴角巾，身着布衣，谁也看不出他曾经是当朝的尚书大人。他一边热情地接待客人，一边诚恳地要求客人们对他的儿子要多指教，尤其对那些阅历丰富的老友，更是期待他们给儿子的为官之道指点一番。
郑晓的诚意完全出自对国家的忧虑和对儿子的关心。郑履淳也非常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没有那种志得意满的感觉，而是遵循父亲的教诲，如饥似渴地向人求教为官处世之道，因此在出仕之前受教良多。次年冬天，郑履淳赴任，在离开家乡的前夕，他来到父亲的书房，恳求老人家再给他一些教诲。
郑晓对儿子说：“为父居官三十有七载，两袖清风，也没有什么积蓄送给你。然而，老夫近日处心积虑，偶有一得之见，书于此，且作为赠儿礼物罢。”
儿子履淳恭敬的接过父亲的亲笔，展开细看，却是用楷书工整写下的一段训词：
胆欲大，心欲小，志欲圆，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学非记诵云尔，当究事所以然，融于心目，如身亲履之。南阳一出即相，淮阴一出即将，果盖世雄才，皆是平时所学。志士读书当知此。不然，世之能读书，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这段训词寥寥数语，不仅讲了做官的道理，而且讲了做人的道理。“胆大”、“心细”、“志圆”、“行方”，这八个字蕴涵了他一生为人处世的经验和哲理。郑晓本人就是这样，时人称他学问渊博，经济宏深，持论正而不迂，严而不苛，刚而不激，高而不亢。在官场之上，光明磊落，敢作敢为，不畏权贵，苟利于国家百姓之事，他就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一往直前。
郑履淳捧读这段训词再三，临别时向父亲表示一定要遵循父训。
在当时吏治不清、政治腐败的情况下，郑履淳居官清正，颇有声誉。加之他受父亲世用之学的言传身教，办事极为干练。由此很快受到同僚们的敬重。隆庆初年，他上书朝廷，为父亲平反恢复名誉。这时严嵩已倒台，加上新皇帝初继大统，想有一番振作，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因此郑晓虽然早已作古，但冤案得以昭雪，追赠太子太保，谥端简公。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郑履淳希望皇帝能够痛革时弊，整顿朝纲，以便促进明朝中兴，因此，他不计自家的身家性命，直言上疏，大胆针砭时政弊端，其言真意切，忧心如焚，一片爱国忠君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位穆宗皇帝却是一个平庸之辈，仅作了一点冤案平反之后却不敢再有大的作为，而且对郑履淳指斥时政极为震怒，反将郑履淳廷杖100，下诏狱，后因言官说情方免于一死。出狱后被削职为民，其命运几乎同父亲一样。
郑履淳牢记父亲的训词，不论仕途得意与否，其誓作盖世雄才的志向坚定不移。回家后他潜心钻研经济实学，研究改革弊政的方略。三年后，穆宗死，神宗即位，由改革派代表张居正任宰辅，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久，郑履淳为朝廷起用，为光禄少卿，参加了张居正的变法运动，成为富有真才实学的改革派人物。
随着郑履淳的大落大起，人们开始对其父郑晓的训子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篇训词，被时人公认为“最是名言”。由此，它被称作“郑端简公训子语”而流布天下，为世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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