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仕宦之家的家教,形式多样,其中有一种普遍流行的重要方式就是家书。所谓家书,就是家信,杜甫曾说:“家书抵万金。”运用家书来教诫其子弟,自汉代以来就成为我国古代仕宦之家家教的一大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还很有生命力。家书的特点是感情真切,字里行间洋溢着父子之间的肺腑之情,肝胆相照。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富有感染力和教育效果。
汉代名臣中给自己子女写家书手谕教诲的不乏其人。如刘向曾给少年得志的儿子刘歆写《戒子歆书》,信中就言词真切地教导儿子在为人处世时,要做到遇事“恐惧敬事”,不要“轻侮诸侯”,牢记前人的教训:“吊者在门,贺者在闾。”千万不要浮躁用事,乐极生悲,自招祸至。
东汉名将马援,远在交趾(今越南北部)任职,知兄子马严、马敦好讥议时人,交结侠客,十分不安,于是连忙写家书训诫:“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后汉书·马援列传》)他劝告子侄要学习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的龙伯高,不要效法那豪侠好义、招人惹祸的杜季良,因为效法杜季良会成为“轻薄子”,“画虎不成反类狗”(同上)。马援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将门子弟好恃勇逞强,弄不好就会为非作歹,招纳流氓地痞横行乡里,最后违法犯罪,株连家族。
汉末魏初的名臣王修,曾在暮年为魏国大司农郎中令。他的儿子也在外地做官,很是放心不下,写下了言真意切的诫子书,说:“汝今逾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见举动之宜,观高人远节,闻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告诫他在外为官要交结良友,以友辅德,说话办事,都要“情实道理”(《艺文类聚》卷二十三)。他说:“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同上),真是语重心长,爱子之情溢于言表。
蜀国丞相诸葛亮的《诫子书》,可谓千古流传的佳作,世代仕宦之家多作为座右铭。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集》)诸葛亮不仅给自己的儿子写信劝诫加强道德修养,而且他还给外甥写信教诲做人的方法。他在《诫外甥书》中写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滞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同上)他十分注重其子弟的交友,告诫他的儿子要交相知之士,不要交结势利朋友,因为“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同上),只有相知之交,才会友谊长存,历夷险而益固。诸葛亮的这些人生经验之谈,很有哲理,被后世人奉为金玉良言。
在魏晋南北朝,不少名臣贤达之士,都曾在离乡背井的异地以家书的方式辅导子女的教育。如魏国的名臣王昶[chang敞],写有《诫兄子及子书》和《家诫》。魏晋之际的名士嵇康在狱中写《家诫》,实为遗书。蜀国丞相长史向郎在年逾八旬时,写下《诫子遗言》。吴国的太常卿姚信写有《诫子》。南朝的雷次宗写有《与子侄书》。颜延之写有《庭诰》。王僧虔写有《诫子书》。徐勉写有《诫子崧书》。北朝的颜之推写有《颜氏家训》20篇,后人视为家教规范。
我国古代,仕宦之家以家书教育和指导自己的子女修身进学,表明士大夫对子女成长的深切关怀和期望。家书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不论是指导进学修业,还是辅导道德修养,都遵循了因材施教的原则,效果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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