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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从“国家人民之大利”的立场提出了节用的原则，至于非乐、非命和节葬的主张，实质上是“节用”原则的应用，是防止贵族浪费的具体措施。墨子认为最大的浪费是战争，因此主张“非攻”，宣传“兼爱”。但是当时的王公大人、贵族们给人们增加的痛苦，绝不止侵略战争这一项。战争虽然常常发生，但毕竟有停歇的日子，而贵族压榨劳动者和小生产者却是无止境的，也是百姓所受痛苦的最大原因。
墨子为了减轻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经济负担，为了改善他们的起码的物质生活，一方面要求增加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求贵族限制一下奢侈的生活。这就是墨子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的实际意义。
墨子自己曾说过：
凡入国，必择务(“务”就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喜)音湛湎〔mian免〕 (沉醉在酒中)，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
墨子的主张虽然分为十项，但这十项主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联系的。墨子的基本思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什么是“天下之害”呢？就是墨子所说的“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墨子有时还补上一条就是“乱者不得治”。合起来看，那就是要求天下人民都能过饱食暖衣、和平幸福的生活，实现“国家之治，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尚贤上》)。他的十项主张，所说的还是一件事。
墨子主张“非乐”，为什么主张废除音乐艺术的享受呢？墨子说，动人的音乐好听，但不能解决广大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问题，听音乐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所以应当反对：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 (《非乐上》)
墨子指出了王公大人欣赏音乐的害处。为了奏音乐，要一套设备，设备费是要由老百姓负担的。有了设备，没有人演奏还是不行，比如一口大钟如果没有人去敲它，和一只扣着的锅子没有什么两样。而演奏还是要乐人去效力。老弱都不能胜任乐人的工作，必定要年轻力壮的男女才行，男的耽误了种田，女的耽误了纺绩，这又浪费了劳动力。仅仅从演奏音乐这一点来说，已经使生产遭到了损失。但还不止此，演奏者、歌舞者决不能穿粗布短袄，歌舞的人决不能吃粗劣的粮食，否则营养不良，面黄饥瘦，看起来不免寒伧。这些本来可以从事生产的人，现在反而要靠别人来养活他们。所以墨子认为王公大人欣赏音乐歌舞就是“亏夺民衣食之财”。
墨子更进一步分析音乐艺术的享乐对国家政治和生产所带来的损失：王公大人喜听音乐，就会不理朝政，致使国家昏乱；士君子喜听音乐，就不能尽大臣的职责；农夫好听音乐，则不能早出暮归，好好耕作，致使菽〔shu书〕粟不足；妇女好听音乐，则不能夙兴夜寐，勤于纺织，致使布帛短缺(见《非乐上》)。最后，墨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非乐上》)
根据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墨子为了减轻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负担，对王公大人的腐朽享乐生活提出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王公大人少一些音乐艺术活动，也确实可以减轻一些劳动者的负担。但墨子未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王公贵族利用音乐艺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上面，而是责怪音乐艺术本身，这就本末倒置了。照墨子的推论，王公大人们如果放弃他们对音乐艺术的享受，就会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把国家治理好，这是没有根据的。
由于墨子不懂得音乐艺术的价值和作用，不懂得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创造是由于劳动和生活体验，所以他对音乐艺术的观点是片面的。他为了反对王公大人过分奢侈的生活，连老百姓正当的艺术生活也要一并取消，这未免因噎废食了。荀子曾说过：“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确实说中了墨子的片面性，即他只看到眼前的实利，而没有看到文化艺术对人民生活所起的巨大作用。
但是必须指出，墨子反对当时贵族奢侈腐化的享乐生活，指出他们的享乐是建筑在广大劳动者的饥寒痛苦之上的，这是正确的。墨子提出既然广大劳动者不能享受，那么贵族也不该享受。在这一意义上，墨子指出音乐艺术并不是不美，只是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民饥寒交迫的生计问题。他这种抗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喊出了人民的不平的呼声。他对于王公大人的抨击，其进步性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墨子提出“非命”的主张，主要用意在于教人不要坐等命运的支配。“非命”说也反对儒家所宣称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
墨子认为一个人富贵贫贱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努力或不努力的结果；国家的治乱，不是命定的，而是君主努力或不努力的结果。所以墨子认为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命运或个人命运的，是主观的“力”。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他首先指出，相信有命的说法是错误的：
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非命上》)
反对那些相信有命的人把一切后果完全归到命，自己则不负任何责任的做法。墨子说：
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罢”读“疲”，无能的意思)不肖，从事不疾(“疾”是努力的意思)，必曰：我命固且贫。
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心志)之辟(僻)，不顺其亲戚，遂以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非命上》)
从墨子的“非命”主张可以看出春秋末期的小生产者初步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时，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已有了一定认识，尽管这些认识是很模糊的。对于世界的起源和社会的构成，他们是不能理解的，因而他们把“上帝”和“鬼神”看做最后的决定力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认识了人类劳动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因而他们认为国家的兴亡、个人的富贵贫贱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主要靠主观的努力。墨子说：
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渝”是变的意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 (《非命下》)
这里墨子提出统治者的主观努力对天下的治乱起着决定作用，给那些命定论者以沉重打击。但是墨子的历史观和古代其他的哲学家一样，仍有很大的主观性。他把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从不可知的“命”搬到少数天才的圣人手中。认为桀、纣可以乱天下，而“天下之治”也是“汤、武之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墨子“非命”说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墨子认为，不但天下的治乱系于治天下的王者的主观努力，个人的富贵贫贱也系于每一个人的努力与否：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早)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强”是努力的意思)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
今也农夫之所以蚤(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
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絍，多治麻统葛绪，捆布〔xiao肖〕，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非命下》)
相反地，如果相信一切都是命定的，在墨子看来那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蒉(据俞樾《诸子平议》“蒉”字是“籍”字误写)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絍矣……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非命下》)
墨子这里反复讲到“强”的重要性，“强”就是努力。最后，墨子认为命定的说法是极端有害的：
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术”即“述”)，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非命下》)
我们清楚地看出在墨子的“非命”说中，强调人为力量的重要性，反对坐享其成的消极思想，就这一点来说，墨子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墨子的“非命”和他的“天志”说是互相配合的。墨子认为“天”的意志是叫人和平相处，努力生产，所以墨子认为儒家相信“命定”说，轻视生产，是违反了“天”的意志的。墨子的“非命”说，一方面反对怠惰，一方面也在反对儒家的“命定论”。墨子十分关心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他一再宣称他的“非命”的目的，在于“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非命下》)。这是极可珍贵的。但也不能因此否认墨子的“非命”说的弱点。
墨子对贵族世卿的妥协的立场，使他分不出劳动者和贵族世卿的利害关系有对立的一面。他错误地把王公大人统治百姓和农夫的“耕稼树艺”看做同等性质。实际上，只有后者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墨子经常把王公大人和劳动者并列起来，当做一个整体，好像是互相配合、分工合作的两种人。诚然，在一个社会经济体系内，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有不同的，但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对抗的两重关系，而不单纯是分工合作的关系。墨子在不触动剥削制度的前提下单纯要求劳动者“不敢怠倦”地从事生产，并认为人民的贫困、饥寒是由于工作不努力的结果。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先秦时期，孟子、荀子、韩非都有类似的说法。墨子之前的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第七十五章)正确地指出了百姓贫困的根源。墨子主观上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的，但是，由于他的妥协性，使得一些观点出现了片面性，才说出这种不合事实的话来。
“节用”、“节葬”和“非乐”、“非命”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墨子认为衣服只要“冬以圉(御)寒，夏以圉暑”即可，饮食、舟车、房舍等凡是生活所需的东西均应以实用为宜。反对华而不实，铺张浪费。墨子说：“费财劳力，民不加利者，不为也。”又说：“用财不费，民德不劳。”(《节用上》)倡导节用、节葬的目的在于减轻人民的负担，限制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费。他说：“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不乱，不可得也。”贵族富豪穷奢极欲，必然厚敛于百姓，使百姓陷于饥寒，导致天下大乱。
墨子在《节葬下》一节中，描写了当时厚葬的情况：
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
墨子指出，那些王公大人不但生前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死后还要厚葬，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财富。
墨子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在消极方面提出了“节用”、“节葬”的主张，在积极方面提出了增加财富和增加人口的方案。墨子主张不分贵贱，一律用三寸厚的木板做棺材，不要殉葬的物品，反对三年之久的丧制，反对在丧葬期间“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弄到身体瘦弱，“扶而能起，杖而能行”这种毁坏身体的繁重仪式。墨子指出，厚葬，把有用的财富埋在地下，结果必然使人民贫困；久丧，毁坏身体，又使男女隔离，必然使人口减少；居丧期间，贵族不能过问政事，人民不能从事生产，结果使得“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节葬下》)
在墨子的时代，贵族奢侈浪费，享乐腐化，同时，他们还利用生活的过分享受来显示他们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优越。墨子对当时这种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墨子最早指出，人是依靠劳动才能维持生活的。他提出了极有价值的原则：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
不赖其力而生活，在墨子看来是不应该的，“不与其劳而获其实”是犯罪的，“亏人愈多，不义愈甚”。墨子并没有明确地说寄生生活是可耻的，但照墨子的理论发展下去，势必得出不劳动是可耻的结论。事实上墨子的后学已经正式批评了当时的王公大人是“厉民而自养”。
墨子在“节用”和“节葬”的主张中，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生活水平一律平等，在古代生产条件下，墨子只能采取降低贵族世卿生活水平的办法。这种主张自然是对广大人民有利的，虽然事实上做不到，但不可否认，这种主张在客观上模糊了等级制度的界限，缩短了贵族世卿和劳动者之间的差距，也还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只要看当时有些哲学家对他的攻击，说他“慢差等”，说他不知道“贵贱有仪”，甚至恶毒地咒骂他是“无父”的“禽兽”，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是怎样地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总的看来，墨子的节用主张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看到侈靡的音乐艺术享乐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就提出抗议；当命定论使人懒惰、不努力生产时，就提出增加生产的主张，以求人民免于饥寒；当贵族世卿奢侈浪费达到惊人的程度、使人不能忍受时，就对饮食、衣服、住室、财用各方面提出了节约的主张；当丧葬的仪式发展到繁文缛节费钱耗时时，就提出薄葬、短丧的主张，并要求缩小贵族世卿和人民之间生活的距离。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墨子的主要精神在于先要照顾广大人民的利益，先要求人民的生活不饥不寒，然后再要求提高。在这些问题上，墨子确实喊出了当时人民要喊的声音，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如前面所说，他有不少主观愿望和客观事实相违背的地方，墨子哲学中也有许多矛盾和缺点，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我们正是要肯定其进步性，批评其不足，发掘古代优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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