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少年儿童。明代著名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时,就曾在课堂上偷看《山海经》而被先生抓到。鲁迅小时候也把《山海经》视作“最为心爱的宝书”,后来还特意在《朝花夕拾》中写了一篇《阿长与〈山海经〉》。
《山海经》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都还没有考定。其中以《山经》成书最早,科学价值最大,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理著作。
《山经》以山为纲,对黄河、长江流域的地理情况进行了综合的记述。整个描述的地域被划分为五个部分,今河南西部为中山经的主要地域,以南为南山经,以西为西山经,以北为北山经,以东为东山经。每个地区都按一定的方向和道里(距离),依次描述各个山的地形、水文、气候、动植物、矿产等内容。共计描述了460座山,300条水,27个湖泊,160种植物,270多种动物,89种岩石和矿物。
《海经》和《大荒经》则记载有大量的传闻和神话,在科学上的价值虽不如《山经》,却为我们研究神话传说、历史、民族、宗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国时,有人以水道为纲,写了《水经》一书。全书约10000字,记述水系137条,分别说明源头、所经地、支流注入处所等内容。到了北魏时,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以《水经》为基础,以给《水经》作注的形式,撰写了《水经注》一书。全书分40卷,约30万字,记述河道1252条。对于各水系,都分别叙述了源头、干流和支流的吐纳分合等情况,并说明它们的方向、道里,使河流的脉络分明。书中还记述了河流流经地区的土质、地形、特产、城邑、水利工程以及它们的沿革变迁,所涉及地域,东北到坝水(今朝鲜大同江),南到扶南(今越南、柬埔寨一带),西南到新头河(今印度的印度河),西到安息(今伊朗)、西海(今咸海),北到流沙(今蒙古沙漠)。
《山经》和《水经注》,反映了我国早期的地理概念,“山川,地理也”(《汉书·郊祀志》)。其记述内容较重视自然地理,并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如何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地从事农业生产,以解决衣食问题。这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在东汉以后,在中国传统地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则走的是由《禹贡》、《汉书·地理志》所开辟的另一途径。
《禹贡》大约是战国时的作品,后来被收入《尚书》。它讲的是大禹治水后,各地如何向政府贡献田赋和其他贡品的法定制度,其书名就是按这个意思而定的。全文虽不足1200字,但内容却非常丰富。在讲贡赋制度的同时,还讲行政区域、山岳、水文、土壤、物产、交通、民俗等,从其书名和内容看,就可以知道它与国家的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把地理与国家管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在《山经》中就已经有所反映,认为了解各地地理情况,是关于“国用”的大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汉代更得到发挥,并形成了传统地理学的基本格局。
我国第一次以“地理”命名的著作,是东汉班固(公元32—92年)所著《汉书》中的《地理志》。它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转录《禹贡》和《周礼·职方》的全文,作为政区发展的沿革;第二部分论述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以及各郡县的户口、山川、物产和名胜等;第三部分讲地域分野、历史、风俗等。它赋予“地理”以一种新的意义,即以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为主,而把“山川”退居从属地位。
《汉书·地理志》对后世的地理学影响极大。在24部“正史”中,有15部有《地理志》,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典范写成的。唐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一统志》,以及宋以后大量涌现的地方志,也都是承继《汉书·地理志》的编撰体例。这些地理著作,以供“王者司牧黎元,方制天下,列井田而底职贡,分县道以控华夷”之用(《旧唐书·地理志》),为治理国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因此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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