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史话 作者:张国风


第四节 神道不诬和名士风流——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1)干宝的《搜神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四海骚然,朝代的更迭异常频繁。统治者滥赏乱杀,使统治集团中的很多成员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理紧张、压抑,感到空虚无聊,生活上苟且无耻、纵情享受、醉生梦死。险恶的政局驱使大量文人走上了逃避政治、回避现实的道路。当时隐逸成风。有人终日清谈、不理世务,并以此为高尚。有人放荡不羁、醉酒佯狂,以此掩饰内心的政治苦闷。有人退居田园,与世无争,追求远离尘俗凡嚣的闲情逸致。有人遁入空门、奉斋守佛,企图从佛教中找到精神的寄托。有人炼丹服药、企望长生,这是又一条回避现实的道路。他们都是用种种方式和政治保持距离,以保护自己。社会上侈谈迷信,称道灵异,张皇鬼神,产生了大量杂谈怪异的志怪小说。
 


  新刊出像增补搜神记六卷·明万历元年(1573年)唐氏富春堂刊本

  志怪小说的题材来自神话、宗教故事、民间传说、历史上现实中的奇人异事、地理博物传说。志怪小说的作者有王公大臣,如西晋武帝时的中书令张华(《博物志》作者);有史学家,如东晋的干宝(《搜神记》作者);有道士王嘉(《拾遗记》作者);有大名鼎鼎的数学家祖冲之(《述异记》作者)。志怪小说的作者既然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教养和人生经历,所以志怪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就不足为奇了。它们或宣扬因果报应,或称扬佛像显灵,或鞭挞腐败的吏治,或讴歌真挚的爱情,或描绘奇特的风物。魏晋南北朝堪称为志怪小说的黄金时代,而干宝的《搜神记》乃是其中的佼佼者。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他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曾以著作郎领国史,后任太守、散骑常侍等职。著有《晋纪》20卷,时称“良史”。干宝“性好阴阳术数”,以鬼神为实有。《搜神记》原书已不可见。现在通行的20卷本《搜神记》是后人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唐宋类书中辑录而得。《搜神记》中某些题材采自民间,作者的态度是有怪必录,所以,除了神灵感应、妖祥卜梦、怪物作祟的故事以外,也有一些内容健康、生动可诵的故事。

  A 韩凭妻

  这是《搜神记》卷十一的一篇动人的作品。宋康王垂涎韩凭妻子何氏的美色,竟把韩凭抓起来罚作苦役,而把何氏占为己有。何氏暗中托人捎信给丈夫,用诗句暗示殉情的决心。韩凭见信后不久就自杀了。何氏闻讯后,从高台跳下而死。她临死前留下遗言,希望能和韩凭同穴而葬。宋康王得知后恼羞成怒,故意把他们分葬两边。谁知两人的墓上一夜之间便长出两棵相思树,“根交于下,枝错于上”,还有一对鸳鸯,栖息在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人们说这一对鸳鸯就是韩凭夫妇的精魂。

  B 李寄

  本篇见于《搜神记》卷十九。东越闽中的山区,巨蟒为害。官吏听信巫祝的话,强征少女去喂蛇。多年来,已有九名无辜的少女葬身蛇腹。少女李寄奋身前往,她携带利剑、食品、猎犬,一举杀死了巨蟒,为地方除了一大祸害。全文结构完整,见义勇为、果断机敏的少女形象也颇为鲜明,堪称为志怪中的翘楚之作。

  C 三王墓

  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复仇故事。刘向的《列士传》、《太平御览》卷三六四所引的《吴越春秋》佚文、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均有记载。其中又以《搜神记》所叙,最为详尽生动。故事情节大致如下:干将莫邪替楚王铸剑,一雌一雄。三年辛苦,方才成功。他深知楚王嫌其迟缓,必加害于他,就嘱咐当时已经怀孕的妻子,将雄剑藏起,日后如果生得男孩,可待其成人后为父报仇。楚王果然将莫邪杀害。莫邪的遗腹子赤比长大以后,得知父亲惨遭杀戮的经过,便找到雄剑,伺机复仇。楚王得知消息后,在全国悬赏搜捕赤比。赤比流浪山中,遇到一位侠客。侠客表示,只要赤比将自己的头和剑交给他,他可以替赤比去报仇。赤比当即毫不犹豫地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侠客把头和剑献给楚王,楚王大喜。侠客让楚王将人头放汤镬中煎煮。楚王前去观看,侠客趁其不备,将其刺杀。侠客也同时自刎。三个人头在汤镬中一齐煮烂,无法识别。楚人无奈,将三人合葬,名之为“三王墓”。故事文字不多,然波澜迭起、动人心弦。楚王的残暴愚蠢、赤比的誓死复仇、侠客的胆识智勇和深沉不露,均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D 东海孝妇

  故事见于《搜神记》卷十一。汉代时,东海有一位孝妇周青。她的婆婆怕拖累于她,自缢而死。小姑诬告周青缢杀母亲,官府将周青收捕。酷刑之下,周青自诬杀人。临刑前,周青发誓,若自己真有罪,颈血下流;若无罪,颈血逆流。行刑后,但见颈血逆流,飞上旗杆。周青死后,当地大旱三年。故事强烈控诉昏庸的官吏滥杀无辜的罪行。元代关汉卿的著名杂剧《窦娥冤》显然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

  E 宋定伯

  本篇首见于曹丕的《列异传》,题作《宗定伯》。后来又为《搜神记》收录,编入卷十六,作《宋定伯》。这是一个人捉弄鬼的故事。南阳宋定伯夜行遇鬼,他谎说自己也是鬼。同行数里后,鬼提出步行太累,建议轮流背负。鬼背定伯,觉得定伯太重,对定伯的身份产生怀疑。宋定伯解释说:“我新死,故重耳。”巧妙地掩饰过去。渡河的时候,鬼没有一点声响,宋定伯却弄得水哗哗作响。于是,又一次引起鬼的怀疑。宋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遮盖过去。宋定伯一路上与鬼闲聊,从鬼口中探听到了鬼怕人唾的弱点。快到宛市时,宋定伯将鬼高高举起,鬼惊恐地大叫起来。宋定伯毫不理睬。到了宛市,宋定伯将鬼扔地上,鬼化为一只羊。宋定伯唾了一口,使之不能再变化,卖鬼得了1500钱。

  全篇洋溢着诙谐轻松的喜剧情调,充满了人对鬼的优越感。宋定伯对自己的智慧充满信心,将鬼魅玩弄于股掌之间。故事明显地带有民间文学的特色。

  《幽明录》

  就内容的丰富、文笔的优美而言,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不亚于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曾做过荆州刺史、南兖州刺史。刘义庆喜爱文学,史传中称他的文辞“足为宗室之表”。《幽明录》原书早已亡佚,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辑有《幽明录》的佚文,凡265则,是最完备的辑本。《幽明录》多记晋宋间的奇闻异事,生活气息浓,取材更为广泛和丰富。

  A 刘晨阮肇

  六朝志怪,大多质朴无华,少渲染、少虚饰、少缀合,整个小说艺术尚处在起步阶段。可是,六朝志怪中也有少数作品,出类拔萃,可读性强,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小说由稚拙向老练、由不自觉到自觉过渡的痕迹。《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就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人仙相爱的故事。刘晨、阮肇迷路深山,巧遇仙女,双双结成良缘。显然,这是一个经过文人润饰的民间传说。故事发生在风光奇特壮观的天台山,山川的神秘氛围无疑增加了爱情故事的浪漫色彩。从心理上说,也使读者更加容易接受小说中的某些离奇的情节。随着主人公的目光,作者用“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短短16个字,就写出了天台山那种冷峻险恶的环境。人迹罕至的深山,忽然出现了两位“资质妙绝”的女子。刘、阮与她们素不相识,而她们却能直呼“刘、阮二郎”。不但知道这两位不速之客的姓名,而且对他们深山迷路的经历也了如指掌。刘、阮听到仙女直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山穷水尽之际,忽然遇到这样两位热情、大方而又美丽的女子,喜悦之情压倒了惊疑的心情。然而,毕竟事有可疑。所以,直到“酒酣作乐”之际,刘、阮依然是“忻怖交并”。最后,新婚燕尔,疑怖之心才逐渐消除,只觉得“言声清婉,令人忘忧”。桃源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又有思乡之苦。回乡后,“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七世孙”之说,大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怅惘之感,为整个爱情故事染上了淡淡的哀伤色彩。这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投影。

  全篇情节完整,想象浪漫,充满生活气息,体现了乱世之中人们对健康爱情的向往。情节是超现实的,但主人公的心理反应又是现实的。作者对主人公心理状态的把握准确而又细腻,这种心理状态与读者的生活经验相吻合,因而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这个故事很有影响,诗人们引为故实,后世小说家、戏曲家们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不少。一直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从其中《翩翩》一篇,依然可以看到刘、阮故事的影响。

  B 卖胡粉女子

  六朝志怪多写人神之恋、人鬼之恋,而《幽明录》中的《卖胡粉女子》一篇,却用浪漫主义的想象,叙述了一对普通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富家子弟,爱上了一个卖胡粉的女子。或许是由于礼教的束缚,或许是由于两家社会地位的差异,富家子没有向父母说明,也没有托人说媒,而是采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慕之情,“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天长日久,这位天天来买胡粉的“顾客”终于引起了卖胡粉女子的怀疑。富家子说明真相,卖粉女子为富家子的痴情所感动,终于以身相许。谁知乐极生悲,富家子在作爱时突然身亡,卖粉女手足无措,悄然离去。于是,情节急转直下。富家子的父母根据家中一百多包胡粉这一线索,找到卖粉女。卖粉女坦诚地说明了她和富家子相爱的经过。富家子父母不信,告到官府。卖粉女在尸体旁恳切地表示:“不幸致死,若死魂有灵,复何恨哉!”结果,富家子死而复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故事的前半部,作者通过买胡粉这一情节,着力刻划富家子的痴情。而卖粉女不知内情,在故事中处于被动地位,她的思想性格还是模糊的。故事的后半部,大起大落,情节急骤展开,卖粉女成为描写的中心。她不愿逃避责任,也不考虑因此而可能受到牵连,坦率地承认她和富家子的关系。她对恋人的不幸身亡感到十分悲伤,并表示为了这一份珍贵而短暂的感情死而无憾。至此,卖粉女的痴情得到了比富家子更有力的刻画。

  C 新死鬼

  六朝志怪中鬼的故事极多,它们的思想倾向很不一样,艺术上也不能一概而论。《幽明录》中《新死鬼》一篇,是最富情趣的一个鬼的故事。故事讲新鬼遇到老鬼,便请教如何才能骗食。老鬼教他兴妖作怪,“人必大怖,当与飨食”。于是,新鬼来到一户信佛的人家。这户人家有磨,鬼就去推磨,这户人家的主人就对孩子们说:“佛可怜我家贫穷,让鬼来帮我们推磨。”又往磨盘添了些麦子。新鬼累了一天,劳而无功,懊丧而去,把老鬼臭骂一顿。老鬼告诉他,明日再去,就会有收获。第二天,新鬼又到了另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信道,鬼又去舂谷,结果又是白干一天,一无所获。新鬼大怒,以为是老鬼捉弄他,又把老鬼臭骂一顿。老鬼告诉他,这两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你再去,找一个普通百姓家,必定如愿以偿。新鬼果然来到一普通人家,将一条白狗抱起来在空中行走。那家大吃一惊,便请人占卜。占卜结果说,必须杀狗,并准备水果、酒饭祭祀,然后才能无事。新鬼饱餐了一顿。以后便常常作怪骗食,这都是老鬼教的。作者用挪揄的笔调描写新鬼的怯懦、描写他初次作怪时想怖人骗食、结果食未到手,却白累一天的可笑。作者将人的思想性格赋予鬼,而保留鬼能兴妖作怪的特点,诙谐幽默,真幻相间,写兴妖而无恐怖之病,讲鬼怪而有人间之趣。作者的本意是讲鬼怪惧怕佛道,但读者感受到的,主要是新鬼的可笑。

  与后世的小说相比,志怪还只能算是小说的雏形。它常常缺乏完整的情节,更谈不上人物性格的刻划。志怪的作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行文学创作,而把奇人怪事当事实一样记录下来。志怪中缺乏文学的虚构和渲染,可是,志怪却为后世的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丰富的想象。唐人的小说(传奇)直接继承了志怪的传统,表现出对奇人异事的浓烈兴趣。初唐的传奇《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留下了从志怪向传奇过渡的痕迹。唐代以后,志怪一体的创作并未中断。宋人洪迈的《夷坚志》、清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部分作品,均属于志怪。蒲氏在其《聊斋志异》自序里就声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蒲松龄对于《搜神记》的喜爱、推崇以及志怪给他的启迪均由此可见。

  (2)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汉朝注重乡评里选,选拔人才采用察举的制度。汉末的郭泰号称有人伦之鉴,许邵有所谓“汝南月旦评”。社会上形成了品评人物的风气。魏晋时期崇尚清谈,讲究言谈容止、风度雅量。品评标榜、相扇成风。一经品题、身价倍增。有人把这类事记录下来,集成书帙,流行于世。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是这种书。这也就是所谓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而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则是轶事小说的代表。

  南朝宋文帝时,临川王刘义庆召集一批文人,在《语林》、《郭子》等书的基础上,撰成《世说新语》一书,共分言语、文学、识鉴、品藻等36门,采辑汉末至东晋名士们的言谈轶事。梁武帝时,有刘峻为它作注,引书400余种,补充了大量史料。所引古籍已不多见,所以刘注颇为后人所珍重。《世说新语》生动地描摹了当时讲门第、重标榜、尚浮华、爱清谈、纵情享受、遗弃世务的名士风流。名士讲究所谓“雅量”,要做到深藏不露、喜怒不形于色。《世说新语·雅量》中就大写名士的雍容豁达。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的时候,突然得到丧子的噩耗。他居然神色自若,继续下棋。同时拼命用指甲掐手掌,以致流血染红了坐褥。一代名士嵇康在临刑以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谢安正在与人下棋,忽然,谢安的侄儿、淝水前线的指挥官谢玄派人送来一封信。谢安看完信,不动声色,转身继续下棋。客人们着急地问:“信上说前线情况如何?”谢安淡淡地回答:“小孩子打了个大胜仗。”名士必须思路敏捷、应答爽利、言辞隽永、耐人寻味。《世说新语》中大写名士的谈吐应对。庾亮去拜访周伯仁。周伯仁问庾亮:“您为何这样欣悦而体胖?”庾亮反问周伯仁:“您又为何如此忧伤而消瘦?”周伯仁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忧伤,只是觉得一天天清爽、身上的渣滓污秽一天天地减少。”挚瞻曾经作过四郡的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后来又作随郡内史,当时年纪不过29岁。王敦对他说:“你年未三十,已作大官,也太早了一点。”挚瞻回答说:“我和将军您相比,固然是早了一点。可是,和12岁已经拜了上卿的甘罗相比,我已经太晚了。”《世说新语》对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作了广泛的描述。《文学篇》中曹植的七步成诗,留下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名句。《汰侈篇》中石崇的宴客,使我们对石崇、王敦的残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洁含蓄,口吻毕肖,生动传神。笔墨所及,往往并非重大的事件,亦非人的一生。常常只是从生活中撷取的一个小片断、小镜头,借三言两语,抓住人物、情节的微妙传神之处,略加点染,点到即止,也就突现出人物思想性格的某一个侧面。例如《忿狷》门中王蓝田吃鸡子的故事,其细节描写便十分生动传神:“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一系列急遽、不加思索的动作,刻划出王蓝田急躁易怒的性格。

  正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今人常用的成语,如“难兄难弟”、“咄咄怪事”、“拾人牙慧”、“一往情深”等,都出自《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摹仿者络绎不绝。《新唐书·艺文志》的杂家类里收有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宋代则有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又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代有吴肃公的《明语林》、李清的《女世说》、颜从乔的《僧世说》、王晫的《今世说》。甚至到民国时期,还有易宗夔的《新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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