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各种政治学术派别,都在加紧地锤炼自己的思想武器。与此同时,从思维方式上看,类比联想、类比推理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辩论的需要、说理的需要、类比思维的发展,促进了寓言的繁荣。在《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里,录下了很多生动可诵的寓言。西汉刘向编纂的《说苑》、《新序》,晋人托名列御寇所撰的《列子》一书中,均保存了一些先秦的寓言故事。《孟子》中的寓言,主要用于对论敌的讽刺,针对性强,和议论的结合非常紧密。《庄子》的寓言,充满浪漫色彩,富有哲理意味。在诙谐的调侃中体现出一种超脱的人生态度。《韩非子》的寓言,文字犀利,讽刺有力,说理性强。
先秦的寓言,形象生动,构思巧妙,抓住矛盾,予以嘲笑与讽刺。例如《新序》中的《叶公好龙》,在叶公身上概括出一种人物典型,后世便用来比喻表面爱好某物某事而实际并不爱好的现象。《战国策》中的《南辕北辙》,尖锐地嘲笑了实践与愿望背道而驰的人和事。《孟子》中的《揠苗助长》,本意在于说明浩然之气的培养必须依靠日积月累的道德修养,但后人从这个寓言中领悟到,做事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光凭主观热情盲目蛮干。《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本意在于讽刺“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派,但后人从这个守株待兔的宋人身上,却体味到故事对于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的人的讽刺。
寓言故事常常是为了说理的需要而虚构的。它可以将人的思想、性格与行为赋予动物。例如《战国策》中的《狐假虎威》。寓言虽然短小,但它是最早的叙事文学,它在叙事写人、虚构情节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寓言对于后世的讽刺小说,有很大的启迪。寓言是讽刺小说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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