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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休养生息，造成了百年左右的繁荣和安定，农业经济得以恢复。明代的中、后期，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1619年)，政治腐败，商品经济却更是引人注目地繁荣起来。尤其是苏、杭一带，许多传统的农业村落变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市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反映他们精神需要的通俗文艺相应地兴盛起来。明代的中、后期，文化界出现了思想上的松动。形成了以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人为代表的个性解放思潮。这一思潮在文学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为提高小说、乃至整个通俗文学的地位大声疾呼。李贽认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童心说》)将小说、戏曲与正统文学相提并论。而明末的通俗文艺大家冯梦龙则大胆地提出，通俗小说对人的感化教育作用，超过像《孝经》、《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
白话小说巨大的艺术潜力至明代方才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明代是白话小说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时代。小说不顾上流社会的蔑视和压迫，在市民阶层精神需要的推动之下蓬勃地发展。明代长篇小说的成就令人注目。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是章回小说。它是由宋、元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讲史不可能一次讲完，必须连续地讲很多次。每讲一次，就等于小说的一回。所以长篇小说每一回的结尾常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话头。小说的中间常有“话说”、“看官”等字样。这就是它由话本发展而来所留下的痕迹。经过宋、元话本的酝酿、戏曲的滋补，元、明之际产生了一批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平妖传》、《水浒传》等。这些小说都是在世代相传的说唱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增饰，最后由作家写定的作品。
宋、元以后，长篇小说一般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可是，明代中、后期出现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却摆脱了这一传统，另辟蹊径，以现实社会中的平凡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开“人情小说”之先河，使我国古代小说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是宋、元话本的继承和发展。明代的话本逐渐向案头文学发展。市民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印刷业的发达，刺激了文人模拟话本、创作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趣。明代中叶以后，这种“拟话本”逐渐兴盛起来。它们吸收了宋、元话本注重情节、语言通俗、节奏较快、描摹世态、通过语言行动刻划人物思想性格的一系列特点，并向描写细腻、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的方向发展。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冯梦龙编纂了“三言”，其中有宋、元话本，也有明人创作的“拟话本”。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4年)，凌濛初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两部拟话本小说集(合称“二拍”)。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以更为灵便的形式，更加及时地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
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四十回·明泰昌元年(1620年)刻本
明代白话小说的迅猛发展，使我国的古典小说真正摆脱史传文学的传统束缚和影响，使小说更加接近生活，接近民众，从而更加地充满活力和生机。从整体上看，明代的白话小说一般采用世俗化的题材、写实的手法、贴近生活的语言。作者的目光由历史转向现实的人生，兴趣也由功业兴衰转向情欲悲欢，世态描写的成分加重，叙事艺术的传统模式开始有所突破。
古今小说四十卷·明天启年间刘素明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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