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人类为便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命定的地物或地域名称。所谓地物,既包括山、岭、河、湖、海一类的自然物,也包括人类建造、利用的一些人工物如运河、道路、村落、城镇、矿山等。地域则是包括各类自然物与人工物所组成的大小不一、类别各异的区域,包括政区、自然区以及林带、渔场、工厂、农庄等等。这些地名所代表的区域是人们经常接触,甚至须臾不离的生活或劳动场所。因此,地名一出现,就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接触与交往也在日渐频繁与不断加强,地名的使用也随之日益广泛,它涉及工、农、运输、贸易、民政、外交以及国防等许多部门;另一方面,在地名使用过程中,地名本身又不断地发生演变。这种演变既包括地名空间位置的变动,又包括地名含义、语词特征以及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地名更易等。因而地名研究也就成为适应时代需要和社会要求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不仅目前所使用的地名居于世界各国之首,而且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地名之多,更是其他任何国家难以比拟的。
地名一般包括两个部分,即通名与专名。所谓通名,即山、川、河、湖、郡、县、省、区一类的名称,显示出地名的类别。专名才是某一类别中地名的特称,有人把通名比作人们的姓,将专名比作人们的名,仅有姓难以识别其人为谁,单有名也会混淆不清。在习惯上将寄往安徽省蚌埠市的信写作安徽蚌埠也可以,可是寄往山西省大同市的信写作山西大同则不合适,因为除大同市外,雁北地区还有一个大同县,单写大同则会造成邮递困难。所以这个通名不能省去。通名有时也会转化为专名,例如浙江是一条江名,浙是专名,江是通名,但在浙江省这个地名中,省是通名,江则是专名的一部分。又如沙市市与津市市这两个地名中,后一个市字是通名,前一个市字也是专名中的一部分。目前我国所设的一些县级市中,如万县市、达县市等其中县字也是通名转化为专名一部分的。
我国目前的大小地名,大部分都有悠久的历史,这是因为1949年以后对于旧有地名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以县名为例,北京市所辖的八个县以及由县改区的房山,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其中昌平、平谷都可以上溯到汉代。上海市的九个市辖县也都设立在1949年以前,所以它们既是当今地名,也是历史地名。所谓历史地名,应以1949年为界限,1949年前地名也称旧地名,1949年后有变更的可称为曾用名,这样比较合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人数虽少,但分布的地区却相当广大,这些民族地区语言也相当复杂,有些地名可能还是更古老民族命名的残存,加上汉语古今也有变化,汉译也会有不少分歧,所以探索这些地名的工作十分艰巨,更需要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与语言学家们与地名工作者通力合作,担负起这项艰巨任务。
我国历史悠久,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很长。在改朝换代过程中,由于易代改名、换帝改名、以及避讳改名等,使地名的变化更加复杂。在分裂时期更会形成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混乱情况。以徐州为例,如果加上东、西、南、北等方位词,则可以多达数十处,北徐州北面会出现南徐州。与此类似的如豫州的西面却设置了东豫州。这种混乱情况令人难以捉摸。稍不慎重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
地名是语言词汇,在书面语中都具有音、形、义三方面的内容。客观上“位”的内容也很重要,当然,位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在义的内容之中。不过,在解释地名时未能确定其具体位置,则往往算是未得要领,可见位在音、形、义外,仍有单独列出的必要。在我国的历代政区中,同名甚至义亦类似的颇多,不用位来区别,则极易混淆。远的不说,即以清代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政区为例,同时并存的就有四个新城县:1.直隶(今河北)新城县,治所在今新城县东南的新城镇。2.浙江新城县,县治在今富阳县西南的新登。3.江西省新城县(今黎川县)。4.山东省新城县,治所在今桓台县西。如果加上清代前或清代后所设的新城县,还可以列出一大堆,如不用位来区别,则会纠缠不清,所以用位作为一项要素来区别地名还是必要的。
义的探索也很复杂。1949年后新设的一些市县如黑龙江省的大庆市,山东省的东营市以及为纪念革命烈士所设的左权、靖宇、尚志、志丹等县,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在古代地名中,前人也有解释比较清楚的,例如山西的闻喜,河南的获嘉,都是汉武帝巡行途中听到平定南越、捕获吕嘉的消息后新设的县。也有一些政区得名于一些山、川、湖、海等,这较容易理解,但很多却是古人未加解释或者尚有争议未有结论的。例如赤壁之战的赤壁就有好几种说法,甚至把苏东坡作赋的赤壁(赤鼻矶)也扯上,出现所谓“文赤壁”与“武赤壁”的说法。解释地名不能望文生义,这就是宋人沈括所说的“郢都白雪,误于郢州。东海二疏,误于海州(今连云港市西南)。”白雪指阳春白雪,是古代高雅的名曲,即使楚国郢都的人会唱的也不多。郢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的纪南城遗址,而宋代郢州则在今湖北省的钟祥县境,与郢都并非一地。二疏指汉代学者疏广与疏受,他们叔侄俩是东海郡兰陵县(在今山东南部)人,宋代一位学者在海州境内发现两座古墓,他认为是二疏的墓,这些都是将古代不同地名混为一谈的错误。
在地名中,字形的复杂性曾给人们带来许多困难。1949年以后,有关部门曾经对一些生僻字、繁体字进行了简化,例如:陕西的盩厔县、[雲阝]县、醴泉县、邠县、鄜县、沔县、汧阳简化为:周至、户县、礼泉、彬县、富县、勉县、千阳。又如青海的亹〔men门〕源简化为门源,江西的雩都简化为于都等。可是在翻阅古籍时,难免还会遇到。此外,古籍中还有许多异体字,有些常用的繁体字也确实是够繁的,还有些字笔划并不多,如沫〔mo末〕与沬〔mei妹〕,汜〔si巳〕与氾〔fan泛〕,都是水名,两字都是相差无几,可是就难于分清。
在汉语中,地名读音往往与字形有关,所谓不认识的字,往往是指不识其形,当然也就难读其音,上述一些不常见的、简化前的地名就是如此。不过也有些常见的字在用作地名时却不按通常读音,这确是值得注意的事。例如:浙江省天台县与天台山的台读〔tai胎〕,山西省洪洞县的洞字读〔tong同〕,江西省铅山县的铅字读〔yan沿〕,广州市属县番禺的番读〔pan潘〕,河南开封市繁塔的繁读〔po婆〕等等,这些可能与古音的残存有关。还有一些地名用字是一字多读音的,例如堡字有的读〔bao宝〕,有的读〔bu补〕,有的读〔pu普〕。广东黄埔的埔字读〔pu普〕,大埔的埔字读〔bu布〕。两广一带墟字地名简化为圩〔xu须〕后,和江淮一带圩字地名中的圩〔wei围〕字却又混淆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地名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也高居世界首位。
地名虽有大小不同的差别,但对地名工作者来说,即使是很小的地名,认识也要正确无误,否则也会造成很大损失,例如新疆境内有个火车站与辽宁境内一个新设的火车站同名,由沈阳某厂发往这个新车站的一车皮器材,却错发往新疆,发觉后又由新疆运回辽宁,试想这该是多么大的损失。又如一艘轮船在海上触礁,发出求援信号,但救援者查不到出事地点的名称,又如何进行营救。
本书讲的都是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地名的形成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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