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初建，对统一度量衡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多次重申凡斛斗秤尺须由官降法物，禁止私造、擅自增减或私置。“凡遇改元，即差变法，各以年号印而识之。”(《宋史·律历志》)并且在新式法物颁降之际，还要将旧器回缴，违限未毁未缴者，须处以各种惩罚。宋朝度量衡器除颁降“法物”之外，还有一种官造尺斗秤等销售的体制。为了适应日益广泛的市场“民用”需要，开始出卖官造的斗秤升尺等。司马光对这一体制曾略予记述云：“旧制，太府寺造斗升，用火印颁于天下，诸州卖之，禁民私造升斗，其法甚严。熙宁四年诏：‘自今官司止卖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钉叶之费。’于是，量法坏矣。”宋时地租形态主要是实物地租，也偶然出现货币地租。地方官吏为了多取于民，弊端丛生，据《宋会要》记载：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商贾佃民私置斗秤，州县虽有著令，然私相转用，习以为常，至有百里之间，轻重多寡不同。”(《宋会要辑稿》)绍兴以后，政治更加腐败，各地收纳苗米者，私设大量、加耗等已成普遍现象。《景定建康志》卷四十《田赋》中记述了建康府曾长期由于斛式混乱而造成的受纳之弊：“苗仓受输之斛，自绍兴年间朝廷发下文思院式样，之后，岁久更换不常。州府不曾仔细契勘，听其添新换旧，创造一等新斛。所谓新斛者，多用碎板合成，厚薄不等。其口，或敞或撮；其制，或高或低；分寸差殊，升斗赢缩。”又云：“至于揽户入纳，则尽是自家人，暗记小斛，计嘱扛夫，注米则如奉盈，倒斛则必看铁。或用泥涂其底，或用板衬令高……利尽归于猾揽矣。”尽管也曾有过一些良吏为整治度量衡的混乱而做了不少努力，如《宋史·孙瑜传》载：仁宗时，瑜为两浙转运使，两浙“郡县仓庾，以斗斛大小为奸，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状者，民大喜”。又见《宋史·真德秀传》：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真德秀出任江东转运副使，正当江东旱蝗，广德、太平为甚，他亲临其地赈灾，并“索毁太平州私创之大斛”。然而，这些努力终究不能扭转时弊。正如《黄氏日钞》所言：“南宋晚期浙西盐场所用之斛，大小无度，增损惟意”，“近者使台榜示诸场，许给官斛，民欢如雷。旋因权贵纳官王提属以耗折，回申斛不敢轻付，民心殊觉失望”。宋朝度量衡之混乱已成惯例，朝廷已无挽狂澜之力了。

　　注释：

　　①详见《农田余话》卷上：“今之官斛规制，起于宋相贾似道，前元至元间，中丞崔或(彧)上言其式，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时，至今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