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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畅快地睡了一晚,一点梦魔都没有。早晨天气晴朗,寒森森的,楼下传来煎炸早餐的香气。按常理,我费了一些工夫才记起,自己睡在什么地方;但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一阵得到保护的安全感。我躺在床上,等待下面叫吃早饭;突然想起,应该打听一下这位如亲娘一般保护我的善人的名字,所以我赤脚踮来踮去,寻找《发条橙》,上面一定写著名字的,是他写的嘛。卧室内除了床铺,一把椅子,一盏电灯,什么也没有,所以我跑到隔壁他自己的房间,在墙上看到了他的妻子,是放大的照片,我记起什么,一阵恶心,那里还有三两个书架。不出我所料,果然有一本《发条橙》,书的背面,书脊上,写著作者的名字——F.亚历山大,上帝呀,我想道,他也叫亚历克斯啊。我翻了翻,身穿他的睡衣,赤着脚,却一点不感到冷,整个屋子很暖和;不过,我看不出书是讲什么的。它的写作风格似乎非常疯狂,充斥着“哪”、“啊”之类的废话,但大概的意思是,如今的人们都变成了机器,他们、你们、我、他,还有拍我的马屁吧——外表却分明是自然生长的水果。F.亚历山大似乎认为,我们都生长在上帝种植的世界果园中他称之为世界之树之上,我们的存在是因为上帝需要我们来解渴,爱的饥渴云云。弟兄们哪,我根本不喜欢这种噪音,奇怪,F.亚历山大是何等的疯狂,也许是被丧妻之痛逼疯的。可是此刻,他以精神健全者的嗓音叫我下楼吃饭,充满了快乐。仁爱之心,所以叙事者鄙人下楼了。
  ① 亚历克斯是亚历山大的简称。
  “你睡得很久,”他说着,舀出白煮蛋,从烤架下取出烤焦的土司。“都快十点了,我已经起床多时了,干活呢。”
  “又写新书了,先生?”我问。
  “不,不,现在不写啦,”他说,我们很哥们地坐下,笃笃笃地嗑鸡蛋,咔咔咔地咬焦土司,早上煮的大杯奶茶放在一边。“我在给各种各样的人打电话。”
  “我以为你没有电话的,”我说,一边在用勺子舀鸡蛋,没有当心说话内容。
  “哦?”他问,就像用蛋勺子偷东西的机警动物一样警觉了。“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没有电话呢?”
  “没啥,”我说,“没啥,没啥。”不知他对那个遥远的前半夜的事记不记得了,我来到门口编造故事,说要打电话叫医生,而他说没有电话。他细细瞧我一眼,然后恢复了慈爱欢快的态度,把鸡蛋舀起。他一边吃,一边说:
  “对,我已经打电话给对此案感兴趣的人,你看,你会成为十分有力的武器,保证在下届大选中,不让邪恶的现政府连任。政府炫耀的一大功绩是,近几个月份来已经整治了犯罪。”他再次细细看我,透过鸡蛋的热气;我再次纳闷,我担心他是否在观察,我在他一生中曾扮演过什么角色,可是,他说:“征召野蛮的小流氓加入警察队伍,策划耗损体力、摧残意志的条件反射技术。”他用了这么多的专有名词,弟兄们,而且目光中充满了疯狂的神情,“我们以前见识过的,”他说,“在外国,针尖大的眼透过多大的风啊,我们来不及摸清自己的处境,完整的极权主义国家机器就将应运而生了。”“唷啃唁,”我想道,一边拼命吃鸡蛋,啃面包。我说:
  “我在这一切中起什么作用呢,先生?”
  他的脸上仍然是疯狂的表情,说:“你是这种穷凶极恶的策划的活见证。老百姓,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必须看一看。”他从饭桌边站起来,在厨房中踱来踱去,从水槽踱到储藏室,大声说话:“他们愿意自家子弟步你这个可怜的受害人的后尘吗?政府难道不会擅自判定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并且谁想触犯政府,就把谁的性命、胆量、意志统统抽干?”他平静下来,却没有继续去吃蛋。“我写了一篇文章,今天早晨写的,你还在睡觉呢。一两天以后要登出来,附上你的不幸照片,你要签上名,可怜的孩子,作为他们整治你的档案。”我说:
  “你从这一切中能有什么收获呢,先生?我是说,除了你所谓的文章带来的稿费花票子?我是说,你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现政府?请允许我斗胆问一声。
  他抓住桌边,咬牙切齿他说,他的牙齿上全是肮脏的烟渍:“我们总得有人参加战斗呀。伟大的自由传统必须捍卫,我倒不是党同伐异,哪里出现可耻行为,我就要设法加以清除。党派名称一钱不值,自由传统高于一切。普通老百姓会不闻不问,没错。他们宁可出卖自由,来换取平静的生活。正因为此,必须策动他们,策动啊——”说着,他拿起叉于,在墙上戳了两三下,叉子弯曲了,便丢在地上。他十分慈爱他说:“好好吃,可怜的孩子,现代世界的受害人,”我清楚地看到,他开始忘乎所以了,“吃啊,吃啊。把我的蛋也一起吃了吧。”但我问:
  “我从这能有什么收获呢?能治好一身的病症吗?能不能聆听《合唱交响曲》,却不再感到恶心呢?还能恢复正常生活吗?先生,我的结局如何呢?”
  弟兄们,他看看我,好似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个碴儿,不管怎样,它跟“自由”之类的废话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见我说出那些,面露惊奇,似乎我为自己索要什么是自私的行为。他说:“哦,我说过,你是活见证,可怜的孩子,快把早饭吃光,再来看看我写的东西,因为《每周号角》准备让你署名发表,不幸的受害人。”
  嗬,他所写的东西十分冗长,催人泪下;我一边看,一边为那可怜的孩子难过。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难,政府如何抽空了他的意志;为此,不让腐败邪恶的现政府继续统治自己,是全体老百姓的职责。当然,我意识到,这受苦受难的孩子就是叙事者鄙人pfF.“很好,”我说。“畅快。写得盖帽了,先生。”他盯着我说:
  “什么?”好像从没听过我说话似的。
  “噢,”我说,“那是我们纳查奇话,青少年说的,先生。”接着他去厨房洗碗,留下我身穿借来的睡衣拖鞋,等待别人所安排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因为自己已经没有主张了,弟兄们哪。
  伟大的F.亚历山大还在厨房,门口便传来丁零零声,“嗳,”他喊道,擦着手出来了,“是那些人吧,我去。”他去应门,放他们进来,过道上一阵唧唧嘎嘎,哈罗,天气糟糕,情况如何,然后他们迸了有壁炉,有书籍,和有我的控诉在内文章的房间,来看望我,一见便“啊”个不停。共有三个人,F.亚历克斯把名字告诉了我。Z.多林是个喘息得厉害的烟鬼,嘴巴上叼着烟头咳咳咳不停,烟灰喷了一身,并立刻用手不耐烦地掸去,他是个矮胖子,戴着宽边大眼镜。还有一个某·某·鲁宾斯坦,高个,彬彬有礼,地道的绅士口吻,很老了,留蛋圆形山羊胡子,最后是D.B.达·庸尔瓦,他动作快捷,身上发出浓烈的香水气味。他们畅快地看了我一阵,对所见所闻感到喜出望外,多林说:
  “好啦,好啦。这孩子可以成为绝佳的工具的。说起来,他当然最好能显得更加病态,更加难以理喻。一切为了事业嘛。无疑我们会想到办法的。”
  我不喜欢难以理喻的说法,弟兄们,所以我说:“干什么呀,弟兄们?你们到底要为年轻的哥们想些什么花样呢?”此时,F.亚历山大嗖地插话道:
  “奇怪,奇怪,那说话声刺扎着我。我们以前接触过,我确信无疑。”他凝眉沉思着。我得小心注意了,弟兄们哪。达·席尔瓦说:
  “主要是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展览你,效果肯定非同小可。当然,报纸的观点统统都对路了。切入点是一生就此毁掉。我们必须唤起民心,”他露出三十几颗牙齿,黑脸白牙,看上去像老外。我说:
  “没有人告诉我,我从中有什么收获。监狱里备受折磨,还被自己父母和肮脏傲慢的房客赶出家门,遭到老头的毒打,被条子打个半死——我将如何结局?”鲁宾斯坦说:
  “孩子,你会看到,党是不会过河拆桥的。不会的,一切完结后,你会得到一点点让你惊喜笑纳的东西的。等着瞧吧。”
  “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大喊,“那就是要跟从前一样,一切恢复正常健康,与真正的哥们玩点小乐趣,而不是与自封的哥们厮混,他们骨子里更加像叛徒。你们能做到吗?有谁能恢复以前的我吗?这就是我的要求,这就是我要知道的。”
  咳咳咳,多林咳道。“自由事业的烈士啊,”他说。“你有所要扮演的角色,别忘了。与此同时,我们会照料好你的。”他开始抚摸我的左手,就像我是白痴,同时痴痴地傻笑。我大喊:
  “不准把我当做可以凭空使用的东西好了吧。我不是供你们糊弄的白痴,你们这些愚笨的杂种。普通的囚徒很愚笨,可我并不普通,并不是笨伯。听见了吗?”
  “笨伯,”F.亚历山大若有所思地说。“笨伯,丁姆。是哪里的名字嘛。笨伯。”
  “嗯?”我问。“丁姆跟这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丁姆什么东西呢?”接着我说:“上帝保佑我们啊。”我不喜欢F.亚历山大的眼神。我冲向房门,准备上楼取布拉提一走了之。
  “我简直可以相信,”F.亚历山大露出污损的牙齿,眼神疯狂了,“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基督作证,如果是的,我就撕了他。上帝呀,我会撕开他,对对,我会的。”
  “好啦,”达·席尔瓦像安慰小狗一样抚摸他的胸脯。“都是过去的事啦,完全不搭界的人。我们必须帮助这个可怜的受害人,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要记住‘未来’,记住我们的事业。”
  “我去取布拉提,”我站在楼梯根说,“也就是衣服,然后独自离开。我是说,十分感谢大家,但我有自己的人生道路。”弟兄们,我非得火速离开此地不可。但多林说:
  “啊,不要走。朋友,我们有了你,就要留住你。你跟着我们,一切都会好的,你看着吧。”他跑上来抓住我的手。弟兄们,此刻我想到了战斗,但想到战斗会使我瘫倒、恶心,所以我光站着。随后,我看见F.亚历山大眼光中的疯狂,便说:
  “随你怎么说吧,我在你们手里呢。我们马上开始吧,速战速决,弟兄们。”我现在的打算是,尽快离开所谓“家”这个地方。我开始一点也不喜欢F.亚历山大的目光了。
  “好的,”鲁宾斯但说。“穿好衣服,我们马上开始。”
  “丁姆笨伯笨伯,”F.亚历山大低声嘟哝着。“丁姆是谁?丁姆干什么的?”我迅速地跑上楼,两秒钟就穿戴好了。然后我跟着这三个人出去,上了汽车。鲁宾斯但坐在我的一边,多林咳咳咳坐在另一边,达·席尔瓦开车,进城来到离我原来的家不远的公寓楼群。“孩子,出来吧,”多林说,咳嗽使嘴上叼的烟蒂像小火炉一样烧得红红的。“你就安置在这里。”我们走进去,门厅墙上又是一幅“劳动尊严”,我们乘电梯上去,进入一套公寓,就像城里所有公寓楼的所有公寓一样的。很小很小的,两个卧室,一个起居吃饭工作室,桌上放满了书本、纸头、墨水、瓶子之类,“这是你的新家,”达·席尔瓦说。“住下吧,孩子。吃的在食品柜里。睡衣在抽屉里,休息,休息,不安的心灵。”
  “啊?”我说,不大理解这一切。
  “好吧,”鲁宾斯但衰老的声音说。“我们要离开你了。工作必须做的。以后再来陪你。尽量忙你的吧。”
  “有件事,”多林咳嗽道。“你看到我们的亚历山大朋友记忆里的折磨。是不是,万一——?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不会扩散出去的。”
  “我已经付出了,”我说。“上帝知道我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仅为自己的行为,而且代那些自称为哥们的杂种。”我感到了暴力,所以一阵恶心。“我要躺一下,”我说。“我经历了可怕可怕的时光。”
  “是啊,”达·席尔瓦说,露出了全部三十颗牙齿。“你躺下吧,”
  他们离我而去了,弟兄们。他们去干自己的事了,我想是关于政治之类的废话吧。我躺在床上,孤单单的,一切是那么静悄悄。我的鞋子踢掉了,领带松开着,一片迷茫,不知道前途是什么样子。格利佛里掠过各种各样的图片,是在学校和国监里所遇到的各色人等,还有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在茫茫大千世界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随后,我就迷迷糊糊地打瞌睡了。
  我醒来时,可以听到墙上传出音乐声,非常响亮,是它把我拖出了那点点障睡。那是我十分熟悉的交响乐,已经好几年没有欣赏过了。它是丹麦人奥托·斯卡德里克的《第三交响曲》,是响亮狂热的作品,特别是第一乐章,正在放的就是这一章,我兴致勃勃、快乐地听了两秒钟,接着疼痛和恶心排山倒海地压过来,我的肚子深处开始呻吟。就这样,当初这么热爱音乐的我爬下了床,一边哎哟哎哟地喊叫,接着嘭嘭嘭地敲墙,一边喊道:“停下,停下,关掉!”但音乐照放不误,而且显得更响亮了。我向墙上击拳,直到骨节全都是红红血和撕脱的皮,喊叫喊叫啊,但音乐没有停止。然后我想,我得逃出去,于是踉踉跄跄地出了小卧室,冲向公寓的前门,但门反锁上了,根本出不去。与此同时,音乐越来越响亮,好像有意折磨我似的,弟兄们哪。于是,我把手指深深地插入耳朵,可长号和铜鼓声透过手指来还是很响。我再次喊叫,让他们停止,捶打着墙壁,但毫无作用。“哎哟,我怎么办呢?”我独自哭泣着。“上帝保佑我吧。”我疼痛而恶心地满公寓摸索,试图把音乐关掉,呻吟似乎是发自腹中深处。此刻,在起居室桌上那堆书本、纸头上面,我发现了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即图书馆里的老头们、假扮成警察的丁姆和比利仔没让我做成的事情,也就是干掉自己,一死了之,永远离开这邪恶凶残的世界。我看到,一份传单封面有“死”字,尽管是《政府去死吧》。就像命中注定一样,另一份小传单的封面有一扇打开的窗户,说:“打开窗户放进新鲜空气、新鲜观念、新鲜的生活方式。”我知道了,它告诉我,跳窗可以结束一切,也许会有一时的疼痛,然后是永远永远永远的长眠。
  音乐仍在透过墙壁,把铜管乐、鼓乐、小提琴从数里外灌上来,我卧室的窗户打开着,走近一看,发现与下面的汽车、行人距离很远。我向世界喊道:“再见,再见,愿上帝原谅你们毁掉了一个生命。”我爬上窗台,音乐在左边轰鸣;我闭上眼睛,面孔感到冷风,于是就跳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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