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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女孩





  我对卢森堡公园不予理睬,心情极坏地来到医院。我粗暴地打发走护士,又让一个住院实习医生碰了一鼻子灰,弄得他脸红耳赤。有个记者想调查医生的情况,跟在我后面,我拒绝了他的采访。晚上一开始就很糟糕,我对病人们咄咄逼人,几乎不听他们陈述病情,只知道给他们增加镇静药。天这么热,精神脆弱的都崩溃了,从我开始。有的人喋喋不休,像做噩梦似的。我把问题重复两遍,便随意诊断。职业所要求的认真细心被我抛诸脑后。这些落水鬼死死地抓住我,我很想对他们说:“滚!永远不要回来!你们这帮渣滓,赶快给我闭嘴吧!”
  一个衣着还算像样的男人问我,他老是暮气沉沉的怎么办?他不停地责备自己的恶习。要知道,他家里的不幸就是他造成的,法国的不幸也是他造成的。他不断地重复:“这是我的错。我是垃圾。”我打断了他的话:“臭氧层被破坏,是不是也是您的错?”他惊讶地望着我,说:“您是怎么猜到的?”
  我找地方出气。最后,火全发在邦雅曼·托隆身上。关于他,值日班的精神病科医生给我留了一张条子:“您觉得非让他住院不可吗?他戴着假面具是什么意思?”
  这个怪物让我的同事和别的病人都失去了耐心,他们把他叫做“鬼怪”,骂他,不让他露面。其中两个人还试图揭他的面具。他想躲起来,弄得险象环生。我走进他的房间——我们让他单住,免得出意外——警告他说,如果他继续闹事,我们就把他扔到外面去。我极痛恨地想责备他,但由于激动,话卡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出门之前,我终于骂出来了:
  “今晚别再枉费心机,跟我说您那套废话。我会让护士把您赶出去,就说您进攻我。”
  他耸耸肩,说:
  “那活该您倒霉!”
  他的回答使我更加不安。我身心疲惫,得避开这帮伪君子。这个滑稽可笑的男人,戴着狂欢节的面具。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能把我搞成这种样子,让我疑心重重。我在想什么,他似乎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戴着面具。他一下子揭穿了我这个侵略者的秘密。我垮了,躲到厕所里哭,疲惫不堪。我不会在这些人渣身上再浪费一分钟。我必须冷静下来,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得精神病。费迪南,求求你了,把我从这个垃圾堆里救出去吧!爱情的神奇之处,在于能把世界浓缩到您喜欢的那个人周围;爱情的可怕之处,在于能把世界浓缩到纠缠您的那个人周围。就像那个吹长笛的人一样,费迪南一走,首都也随之空了,让我孤零零地面对一帮疯子。我听了10分钟的悲剧大合唱,想从深沉庄重的合唱中得到力量与耐心。从巴赫结构严密的音乐中得到欢乐,这种本领是我外公教给我的。作为交换,我给他唱些阿拉伯-安德卢西亚歌曲的片段。他要我译成法语,可我不会。他是个坚决的反教权主义者,只喜欢基督教中的拉丁语日课,就像他喜欢清真寺的祈祷而又听不懂一样。后来,当我父母准备离异,父亲将带着新婚夫人去安特卫普定居时,仍然是我外公劝我逃离发疯的家庭,到法国去碰碰运气。离开家庭,就是离开被迫接受的吵架,另找自己愿意接受的吵架。我无论如何应该镇定下来,我无权退让。说到底,是我自己选择这个职业的,我应该习惯在社会的伤口上工作,那儿有呻吟,有吼叫,我必须和蔼地听这些前来找我的男男女女陈述。我冷静下来了,从厕所里走出来,感到非常后悔。我请护士们原谅我刚才的粗鲁。她们知道这是爱情的忧伤。我见自已被别人看穿了,心里非常气恼。
  我的气渐渐地消了,时间过得极慢极慢。巴黎无奇不有,它已习以为常了。这会儿,它给了我一个神奇的意外,让我高兴了一番,弥补了我一夜的不快。一个身上臭不可闻的流浪汉,头上血淋淋的,脑门被酒瓶砸破了。他吼叫道:“我月底生活艰难,尤其是这一个月。”一个皮肤棕黑、来自印度的年轻护士,指着他对我说:
  “我得老想着这些伤者当中有一个是化装成乞丐来考验我的上帝。否则,我会恶心得吐出来。”
  我站在那里,正在回味这句话。这时,来了一位老太太,由一个差不多七八岁的小女孩陪着。小女孩眼珠乌黑发亮,长长的发辫垂在脑后。她穿着波浪形的小裙子和亮光光的小凉鞋,好像刚吃完生日点心,直接从生日晚会上来的,显得很令人注目。我觉得这个仙女和接待室里那些蓬头垢面的家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孩子径直朝我走来。
  “您好,我和奶奶是坐出租车来的。我想她是病了。”
  “什么病?”
  “您听她说话就明白了。”
  小女孩露出一副伤心的样子。我走向她那个神情严肃的奶奶。尽管天气很热,这位老人仍裹得紧紧的,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从外表上看,她似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走路有点拖拉。在诊室里说了几句话后,她便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并要我一定要保密:德国人已经来到了巴黎的门口,正化装成外国劳工潜入城呢!她来找安全的地方躲藏。
  “告诉她战争已经结束了!”小女孩打断她的话。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听这孩子的。几个小时后,希特勒的党旗就会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穆斯林会越来越多。不把我的话当真,您一定会后悔的!”
  “奶奶,现在是20世纪末,德国人是我们的盟友。再也没有战争了,醒醒吧!”
  老人在迷宫里失去了方向,谁也不认识了,她把名字和时代混为一谈,并在电话里跟已故的朋友们说话。在两种选择之间,她无法作出判断,于是又垂下脑袋,死气沉沉,像是被自己说的话吓晕了似的。她的理智就像一团颤悠悠的火苗,随时都有可能熄灭。小女孩叫阿伊达,母亲是埃及人,信科普特教。阿伊达的父母坐游轮旅行时遇海难丧生了。他们非常喜欢威尔第,所以给女儿取名为阿伊达。阿伊达现在独自跟奶奶一起住在马莱的一套公寓里。她还不到8岁,怎么会想到带奶奶来看急诊的呢?我大为惊讶。
  “也许奶奶说的有道理,那就必须通知什么人;如果她说的不对,那就应该告诉她说的不对。”
  征求了别的医生的意见之后,我让老太太留下住院,自己则充当阿伊达的保护人,至少是在晚上。我很喜欢这个阿拉伯名字,这使我们俩的距离拉近了她很快就成了一个调皮鬼,又笑又闹。她应该乖乖地坐着,等待别人照料她的。可她没有!她蹦蹦跳跳就像一只小狗。她充满了活力,在我们当中乱跑,利用自己人小的优势,到处乱窜,闯禁区,碰警械,对病人没有礼貌。病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不知疲惫的“小圆球”,都忘了自己的伤残。她嘲笑他们的不便、他们的破行,睥睨着他们的担架,问:
  “你怎么了?”
  “肠梗阻。”
  “呸!”
  在这个让人压抑的背景中闯进这个女魔,我感到非常振奋。她为我的失望进行报仇。她会砸烂一切,拔掉输液管,打翻瓶子。我会鼓掌欢迎的。
  她很快活,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像是蝴蝶。下巴上有个小酒窝,有道疤痕。她长大以后,男人们会吻个不停,摸个不休的。她的文具盒里有些电子游戏玩具,一个日本天皇,还有一盒多米诺骨牌。孩子很快就对我产生了信任感,随便起来,要我陪她玩。每当快要输的时候,她就不玩了,或把东西掀翻。如果我面有愠色,她便爬到我的膝盖上来爱抚我。她喜欢小丑,哼着歌剧中的曲子。走调了,她笑出了眼泪。她鼓起脸颊,张大喉咙,拍着胸脯,结结巴巴地说着萨比尔语①。她是个十足的小丑,哗众取宠,“牙牙”学语,辫子在脑后飞来飞去,像一道黑色的光。她让整个科室的人都开开心心的,一直闹到半夜12点,谁也不敢叫她闭嘴。最后,她颤着声音再喊几句,便头枕着胳膊睡着了。
  
  ①萨比尔语: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的混合语,曾流行于北非及地中海东岸各港口。

  不能打发她回家,因为我知道她家里没人。我把她带到自己家里,安排她睡觉。这不是谁规定的,但在紧急情况下,心灵和感情原则高于规定。她不一会儿就醒了,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她歪着漂亮的小脸,弓着背,声音颤抖地说:
  “小心,德国人在那儿。我会通知您的。”
  她斜着眼睛看我,看我对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有何反应。然后,她又一头栽倒在床上,立即就睡着了。我用一只新手套擦了擦她的脸——我有点惊慌——又吻了一下她的脸颊。我又产生了一些矛盾的感情,慢慢地琢磨着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在楼梯上,我遇到了一个神甫,他长着童男似的脑袋,行走如飞。上帝打呼机叫他呢!快去进行临终涂油礼,还有一个合同!
  一回到天花低矮的一楼大厅,我就重新忧虑起来。这时,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既坚定又缺乏根据的信心,不容反对。去求邦雅曼·托隆,让他给我讲完他没有讲完的故事。好像我会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安慰,他混乱的故事将有助我理清我内心的混乱。他激怒我,却又让我离不开他。他说的是真是假,这并不重要,只要他说的故事是对准费迪南的重型武器,是敷在我伤口上的香脂。所以,尽管3小时前我还骂过他,我还是去了内科,没敲门就闯进了他的房间。他假装睡着了,我摇醒他。他睁开眼睛,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我知道您会回来的!我们有约在先,您可别忘了!”
  他的沉着使我吃惊。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约,但为了治好您的病,我想您有必要讲完您的忏悔。”
  他露出一副懊悔的样子:
  “您刚才对我粗暴,甚至伤害了我。”
  我欲言又止。
  “好了,我很抱歉。当时我心里很烦。”
  “主要是您被我说的故事吸引住了,不是吗?”
  他再次扭转了局面,成了我求他了。
  “到一楼咖啡厅前面找我。我会通知监理员,说你要跟我谈话。”
  我不等他回答,转身就走,“砰”地一下关上门。我敢肯定这个骗子会来的。重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会非常高兴。我恨自己太相信他的无稽之谈了。我无法保持当医生所需的中立。那天晚上,我完全是无意识的。
  半小时后,邦雅曼·托隆穿着一双破拖鞋来找我了。他出门时,又遭到了两个担架员的挖苦。他在我旁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下。我们俩坐在走廊里。走廊有栅栏,通向地窑;对面是工会的常设接待处,还有这个时候已经关门的酒吧。月光把花园照得几乎亮如白昼,把它切成潮湿而翠绿的几大块。我们好像是在剧院提词员所在的地方。在巴黎,盛夏季节,不是黑夜降临,而是白日在黎明大发光芒之前渐渐地暗淡。这个时候,几乎没什么人,除了牵着狗的保安在找流浪汉,把他们赶走。城里吹来一阵风,但我们丝毫没有感到凉意。蚊子和苍蝇围着电灯泡嗡嗡地叫着。门在远处“乒乓”作响,风机的嘈杂声从地下传来。我们感到脚底下整个医院在颤抖,就像有个动物躺在我们脚边发抖一样。我沉重得就像胸口上压着一块石头,几乎看不清邦雅曼。月光太亮了,反而使走廊更黑,黑影和幻影就像在跳芭蕾舞。
  邦雅曼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接着昨天晚上的故事往下讲。巴黎的市中心隐约传来一阵嘈杂声,圣母院的大钟每15分钟敲一次。我们就像两个幽灵,坐在黑暗中谈话。我好像觉得,这个陌生人的故事是黑暗本身在说,它凑到我耳边喁喁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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