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到监狱路很远,时间已不早了,聂赫留朵夫就雇了一辆马车。车夫是个中年人,相貌聪明而善良。在一条街上,他向聂赫留朵夫转过身来,指给他看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

  “您瞧,他们在盖一座多阔气的大楼,”他说,那副神气仿佛他也是这座房子的股东,因此得意扬扬。

  那座房子确实很大,结构复杂,式样别致。坚固的脚手架用粗大的松木搭成,再用铁钩扣紧,围着正在兴建的大楼;一道板墙把它同街道隔开。工人们身上溅满石灰浆,象蚂蚁似地在脚手架上来来往往,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劈砖头,有的在把沉甸甸的砖斗和泥桶提上去,然后把空斗和空桶放下来。

  一个服装讲究的胖老爷,大概是建筑师吧,站在脚手架旁,指手划脚地对一个毕恭毕敬地听着的弗拉基米尔籍包工头说着什么。有些载货的大车从门里进来,有些空车从门里出去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相对。矛盾斗争的一种形,都从建筑师和包工头身边驶过。

  “做工的人也好,迫使他们做工的人也好,全都认为应该这样过日子。尽管工人们的妻子怀了孕,还得在家里干着不能胜任的重活,他们的孩子戴着碎布小圆帽,在濒临饿死前象小老头似的露出苦笑,乱蹬着细腿,他们自己还得为一个愚蠢无用的人,一个掠夺他们和迫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么一座愚蠢无用的宫殿,”聂赫留朵夫瞧着这座房子,心里想。

  “是的,盖这样的房子真是荒唐,”他把心里的想法说出口来。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生气地说,“老百姓靠它吃饭,可不能说它荒唐!”

  “要知道这工作是没有用的。”

  “既然人家在盖,那就是有用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有饭吃了。”

  聂赫留朵夫不作声,特别是因为车轮辘辘作响,说话很费力。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马车从石子路拐到驿道上,谈话就方便了。马车夫又同聂赫留朵夫聊了起来。

  “今年怎么有这么多乡下人涌到城里来,”他说着从驭座上转过身,给聂赫留朵夫指指一伙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和口袋迎面走来。

  “难道比往年多吗?”聂赫留朵夫问。

  “多得多啦!今年到处都挤满人,简直要命。老板把乡下人丢来丢去,简直象刨花一样。到处都挤满了人。”

  “怎么会这样呢?”

  “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去。”

  “人怎么会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们不肯待在乡下?”

  “待在乡下没活干。没有土地呀。”

  聂赫留朵夫好象一个负伤的人,觉得别人总是有意碰他的伤疤,其实那是因为碰到痛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感觉。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吗?”他暗想,并询问马车夫,他们村子里有多少土地,他自己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要待在城里。

  “我们乡下的地,老爷,每人平均只有一俄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讲起来。“我家里有父亲,一个兄弟,还有一个兄弟当兵去了。他们在地里干活,可是活不多,一干就完了。所以我那个弟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你们不能租点地来种吗?”

  “如今上哪儿去租?原来的地主老爷都把家产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地统统抓在手里。你别想从他们手里租到土地,他们都自己经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法国人,他把我们老东家的地全买下,自己经营。他不肯出租土地,你就毫无办法。”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国人?”

  “一个叫杜弗尔的法国人,您也许听说过。他在大剧院里给演员做假发。那是个好买卖,他发了财。他把我们女东家的地产全买下了。如今我们只好听他摆布。他想怎样欺侮我们就怎样欺侮我们。谢谢天老爷,他本人还不错。可他娶的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雌老虎,但愿上帝保佑别让人碰上她。她搜刮老百姓,可凶了。喏,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在大门口吗?我看他们是不让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