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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龙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以前，安娜考虑到每次他离开家他们都要大闹一场，这只会使他疏远她，却维系不住他，因此下定决心尽可能克制住自己，以便镇静地忍受这次离别。但是他来向她告别时凝视着她的那种冷酷而严峻的眼光，伤了她的心，他还没有动身，她的宁静的心境就被破坏了。
后来，独自一人又沉思了一阵那表示他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的眼光，她，像往常一样，结果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屈辱。
“他有权利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但可以离开，而且可以遗弃我。他有一切权利，而我却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既然知道这个，他就不应该这么做！不过他究竟做了什么呢？……他带着一副冷酷严峻的神气望着我。当然这是不明确、不可捉摸的，不过跟以前太不相同了，而那种眼光却意味深长得很哩，”她沉思。“这种眼光表示他开始冷淡了。”
虽然她确信他已开始对她冷淡了，但是她仍然是毫无办法，怎么也不能改变她和他的关系。就像以往一样，她只能用爱情和魅力笼络他；而且也像以往一样，她只有白天用事务，夜里用吗啡才能压制住万一他不爱她了、她会落个什么下场的那种恐怖的念头。不错，还有一个方法：不抓牢他，——除了他的爱情她什么都不需要了，——却更接近她，把自己放到他不能遗弃她的境地中。那种方法就是离婚，再和他结婚。她开始渴望办这件事，而且打定主意，只要他和斯季瓦一提，她就同意。
抱着这种想法，她孤独地过了五天，就是他去参加选举大会的那五天。
散步，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聊天，参观医院，主要的是阅读，看了一本又一本，就这样消磨了时光。但是第六天，马车夫没接到他空车回来的时候，她感觉到她再也压抑不住想念他和要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念头了。刚巧那时她的小女儿病了。安娜照顾她，但是就是这事也分散不了她的心，特别是因为病情并不严重。无论她怎么努力，她也不爱这小女孩，而且不能装出爱她的样子。将近黄昏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安娜为了想他而胆战心惊，因此打定主意要到城里去，但是又好好想了一想，就写了弗龙斯基已经收到的那封自相矛盾的信，没有再看一遍就派专差送走了。第二天她接到他的信，因为自己写了那封信而后悔莫及。她深恐又看到临别时他投给她的那种冷酷眼光，特别是当他知道了小女孩的病情并不怎么严重的时候。但是她还是高兴给他写了那封信。安娜现在已经承认他厌倦她了，而且怀着惋惜的心情抛弃自由回家来；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高兴他要回来了。随他厌倦好了，但是一定要让他跟她在一起，好让她看见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她坐在客厅里，在灯光下阅读泰纳①的一部新著，倾听着外面的风声，随时随刻盼望着马车的来临。好几次她都以为听到了车轮声，但是每次都错了；终于她不但听到车轮声，而且还有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里沉闷的轰隆声。就连独自玩牌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证实了这一点，于是安娜，脸泛红晕，立起身来，但是并没有下楼去，像她前两次那样，却站住不动了。她突然因为欺骗了他而感到羞愧，但是更害怕的是他要如何对待她。受了伤害的心情已经消逝了，她现在只害怕他的不悦的神色。她想起小女孩昨天就完全康复了。为了她刚一发出信她就痊愈了，她很生她孩子的气。随后她又想到他来了。想到整个的他、他的手、他的眼睛都来了。她听到他的声音。忘记了一切，她快活地跑去迎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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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纳（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批评家及作家。一八七○年泰纳发表了《论理性》一书。
“哦，安妮怎么样？”当安娜跑下来的时候，他仰望着她，怯生生地问。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一个听差正替他脱暖和的长统靴。
“噢，没有什么！她好些了。”
“你呢？”他说，身子抖动了一下。
她用两只手提住他的手，拉到自己的腰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嗯，我非常高兴哩，”他说，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她的发式、她的服装，他知道这都是为了他而装扮起来的。
这一切都使他神魂颠倒，但是已经使他神魂颠倒了那么多次了！她怕得要命的那种冷酷无情的神色又留在他的脸上。
“哦，我很高兴哩！你身体好吗？”他说，用手帕揩揩他的潮湿的髭须，吻吻她的手。
“没有关系，”她想。“只要他在这里就好了，他在这里，他就不能，也不敢不爱我哩。”
当着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的面，傍晚欢畅而愉快地度过了，公爵小姐抱怨说他不在的时候安娜吃过吗啡。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睡不着……千思万虑害得我睡不着。他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几乎没有吃过哩。”
他对她讲述选举的事，而安娜善于运用种种问题引他谈到最使他心花怒放的问题——就是他的成功——上面去。她对他说他感兴趣的一切家务事；而她所说的消息却是令人愉快的。
但是深夜里，只剩两个人的时候，安娜看见她又完全掌握住他了，于是想要消除他为了那封信而投给她的眼色中那种令人难过的印象，便开口说：
“老实说，你接到我的信是不是很生气，而且不相信我呢？”
她一说了这话，她就明白，不论他心里多么热爱她，这件事他可没有饶恕她。
“是的，”他回答。“那封信真怪。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又说你想亲自去。”
“这都是实情。”
“我并没有怀疑。”
“不，你的确怀疑过！我看出你很不满意。”
“一会儿也没有。我不满意的只是，这是实话，你好像不愿意承认人总有一些不得不尽的义务……”
“去赴音乐会的义务……”
“我们不谈这个，”他说。
“为什么不谈这个？”她说。
“我不过想说，人可能遇到一些义不容辞的义务。现在，譬如说，我为了房产的事得去莫斯科一趟……噢，安娜，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气呢？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吗？”
“如果这样，”安娜的声音突然变了，说。“那就是说你厌倦了这种生活……是的，你回来住一天就又走了，就像男人们那样……”
“安娜，这太残酷了。我愿意献出整个生命……”
但是她不听他的话了。
“如果你去莫斯科，我也去！我不留在这里。我们要么各自东西，要么在一块生活。”
“你要知道，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啊！要不是……”
“要离婚吗？我给他写信！我看，我不能像这样过下去了……但是我要和你一同去莫斯科。”
“你好像是在威胁我一样。我再也没有比愿望永不分离更大的愿望了，”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但是他说这些柔情蜜语的时候，在他的眼里不仅闪耀着冷淡的神色，而且有一种被逼得无路可走和不顾一切的恶狠的光芒。
她看出了这种眼色，而且猜对了它的含义。
这种眼色表示：“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幸！”这是瞬息之间的印象，但是她永远也忘不掉了。
安娜给她丈夫写信要求离婚；十一月末，他们和必须去彼得堡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分别了，她和弗龙斯基一齐迁居到莫斯科。天天盼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信，和随之而来的离婚，他们现在像已婚夫妇一样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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