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诗歌,或悲痛的余烬

作者:王家新




  那让一位作家放下一切而“尾随”的“囚犯”,就是他的负疚感,就是他的自由的良心。
  一个没有良心的负担、没有负疚感的人,又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可以得到拯救的人?!
  看到一幅某灾区的“父母官”跪下的照片,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真希望他下跪不是为了阻挡那些手捧孩子的遗照去上访的悲苦无告的父母,更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仕途,而是出自那贯穿全身的悲痛,出自那更高的不可抗拒的意志,出于一种深深的负疚感……
  如果是这样,那他或许有救了。
  我们不能到一线,那我们就在我们仅有的语言中深深地俯下身来吧。诗歌无法介入现实,但却有可能介入心灵。
  说到底,所谓“诗的承担”,无非是承担良知对我们的目睹。
  
  魂兮归来
  
  “有抗震诗速发来”!地震后的第三天,同其他诗人一样,我的手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短信。
  但是,没有“地震诗”,也没有“抗震诗”。写诗不是赶浪潮,也不是表态。这类说法,以及对它的火热炒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死者的不敬,也是对诗歌的无知。
  我倒是更看重那些来自诗歌内部的更为认真、深入的反省。这次大地震后,我收到武汉的年轻诗人黎衡的来信。他说这次大地震,使他也不得不面对着“写作的意义”和“诗人如何对残酷的现实发言”这类问题。他在信中抄录下了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写下的《瓦雷金诺叙事曲》一诗的结尾部分:
  
  “一首孱弱的诗,又怎能减缓
  这巨大的恐惧?
  诗人放下了笔。
  从雪夜的深处,从一个词
  到另一个词的间歇中,
  狼的嗥叫传来,无可阻止地
  传来……
  蜡烛在燃烧
  我们怎能写作?
  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
  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
  那一声凄厉的哀鸣
  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
  来自我们的内心……”
  
   他说这几乎是所有中国诗人和诗歌的“元问题”。这些天,他一直在与自己做着这样的争辩。他说他前一段在写一组诗,写到第五节的时候,地震爆发了。那天晚上他试图继续往下写,但是再也写不下去了。他觉得自己过于冷漠、虚伪、无力,“第七节就像被地震击中了一样,悬在了那里”。他知道了如果一个诗人连对这样的灾难都冷漠了,还自以为具有优越感和豁免权,那么还不如不做这个诗人。
  他还讲到地震的第三天,他看到武汉虎泉夜市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更可怕的是,很快我也跟一起吃饭的朋友们加入了其中”。到了那里,他这才想起了里尔克的诗句“苦难未被认识/爱也没有学成”,并不由得流下了泪水……
  读到这样的信后我真是不能平静。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诗人展开这样痛彻、深切的内省!
  我想起了第一个追悼日即5月19日的晚上,我和诗人多多等一起参加了在中央美院的悼念和朗诵活动。在黑暗的夜空下和闪烁的烛火中,美院学生集体朗诵了屈原的《招魂》,那“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哀切呼唤,使我在黑暗中忍不住一阵颤栗。
  那么,为谁招魂?为一个民族、为那些悲惨的流离失所的生灵?是的,但对一个诗人而言,这还是在为他自己招魂(其实,关于《招魂》,历来就有一种“自招”说,即诗人在悲凉的流亡途中“自招其魂”)。回想这十多年以来的情形吧,生逢一个彻底商业化、娱乐化,恶搞、做秀的时代,如果说我们曾有一个灵魂,曾有那么一种诗歌精神,那我也感到了它那无望的告辞。我们要挽回它的一切努力似乎也都是徒劳的。
  在这种意义上,应“感谢”这次山崩地裂的惨痛经历:它导致了人们“良心发现”。它使一个不死的诗人,强忍住两千年的泪,又来到了我们中间……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得不错:现时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骨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和狂热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
  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镌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伟大的树,把悲哀散尽”
  
  大地震、心复活、诗歌潮。但是这里面也需要明察。这就像作家陈希我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人们似乎一夜间就学会了祈祷,但又不知向谁祈祷。那些摆列成心字形的烛光,一点没有哀痛的氛围,倒像是在举办生日party,充满了小资的浪漫情调。
  与此相关,在人们的传诵和媒体的炒作中,“感人”或“抒情”成为诗的唯一标准。人们感叹来感叹去的,是那首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共赴天国的诗(据说那是山东一位作者根据几年前一首写给病女友的诗改写成的,这真是耐人寻味),那些真正有深度、有力量、有艺术个性的诗,以及那些真正对中国诗歌重要的问题,反倒是被遮蔽了。
  因此,“汶川之后,诗歌是如何可能的”这种探讨和反思就有了必要。
  正因为这个话题,我想起了这次大地震后不少人所套用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句话。这句话,阿多诺当年那样说是有意义的。但在今天,面对如此的灾难,一个诗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拿这句话当“口头禅”的人,本来想深沉,但却轻狂了。
  还是更负些责吧。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应该写或不应该写的问题,而是怎样写的问题,或“如何可能”的问题。广西诗人刘春在一首诗中写到,当他看到废墟下一个孩子紧握的笔,这才意识到他以前写下的诗是多么苍白!我想,这才是一种诚恳、有益的反省。
  在这场灾难中,闪耀着人性的黑暗和光辉,但是,没有英雄,也没有先知。中国诗歌需要的是良心,而不是什么假先知或伪先知;需要的是更为独立、深入的写作,而不是什么炒作和比赛。的确,有何胜利可言?四川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坚强”,据说许多考生一边流泪一边写下了他们的“坚强”。这才是一种真实的“坚强”。
  没有“地震诗”。汶川大地震也不是诗歌的分水岭。人们只是希望诗人们能写出与这个民族的深重苦难相称的诗来。就像人们所说,震了不能白震吧。如果我们不能由此进入到一个充满悲怆、沉痛和仁爱的心灵中,那我们写诗还有什么意义?
  而一时的热潮也会过去。就中国诗歌的发展而言,它只有重获自己的灵魂,重获一种自我追问和发掘的品格,才能恢复语言的力量。不然,它就会继续陷在美学的空洞或轻浮的喧嚷之中。
  北京诗人宋逖有这样一句诗:“伟大的树,把悲哀散尽”。
  
   王家新,诗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王家新的诗》、《对隐秘的热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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