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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国归来：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外一篇）
作者：张维为
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们认为，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说，蔗糖，为什么要凭证供应，因为糖价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中国饭店的一位老板说得更痛快，什么禁运，主要还是自己禁运自己。企业一点进出口权都没有。看到有人赚了一点钱，政府就开始紧张，要征你税，最后搞得大家普遍贫困。古巴在八十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就从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我曾好奇地在路边一个只有两个理发师的一个小店理了个发，一问也是国营的，我理完发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两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边等着的人就对不起了。
与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在老百姓中仍很有威望，但同时人心思变，他们大多数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会倒向美国，而是对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据说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最近也多次表示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
但古巴也不全是弱点，经济如此困难还是大致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据说低于美国。计划配给供应，显然保证了人民的最低消费和营养，所以看上去没有发展中国家那种很多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古巴现在还为一些中南美洲国家的穷人提供医疗帮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穷人也到古巴来看病。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一年已有四万亿的财税收入，我们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讲到古巴，还有两件使我深有感触：一是在哈瓦那城东一街口矗立着一座为古巴独立而牺牲的华人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独立战争英雄蒂格沙达将军盛赞古巴华人的两句话：“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对一个民族的赞扬，这大概是最高级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华人人口据说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十九世纪古巴独立战争中，数千华人投入独立运动，有数支全由华人组成的部队，英勇善战，不屈不挠，扬名古巴，这个纪念碑今天仍使游客停步注目，令华人深感自豪，当年为古巴独立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值得我们后人追念。古巴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还看到正对着唐人街口的一栋大楼，上面刻着“太平洋酒店”的繁体字，但早已人去楼空。华人协会七十多岁的陶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同胞的财产呀。这些华人当时都属于古巴的富裕阶层，古巴革命之后，逃避他乡，这些财产也就给政府充公了。他说：现在华人门可罗雀，大概只有二百来人了，都老了。他说哈瓦那曾经是美洲最繁华的城市，“那个时候还没有拉斯维加斯，美国人周末都到这里来吃喝嫖赌。许多富人都在这儿买了房子，休闲度假，吃喝玩乐”。你看看沿海岸线的大片大片现在已经年久失修的别墅，你就可以想象当年那些人的富裕状况，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1962年的古巴革命。仓皇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华人，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动乱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至今还在探索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成功道路。
至于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八十年代，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一时引来我们国人多少羡慕和赞扬。经历过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渴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十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大部分人对国家前途持乐观态度。
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为主，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民主化这个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前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六十岁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访问前苏联的，当时就感到戈尔巴乔夫的方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首先是前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Gum,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者有一百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想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我开始体验前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知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前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前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前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开心。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当时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发誓要去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枪便上路了，但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人家问：怎么回来了？他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了，只能回来。
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倡导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曾来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前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拂袖而去。萨克斯一脸错愕。阿巴托夫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就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了解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前苏联公众当时又迷信西方、迷信美国，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