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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中国未来深化改革亟待
解决的六大问题
2008年1月8日，由《改革》杂志社发起，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了“《改革》创刊二十周年纪念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会上诸位专家各抒己见，在充分肯定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也深刻剖析了我们改革过程中的教训和不足，据此提出了当前和未来中国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六个问题:
1.从公共财政领域寻求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贾康认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走“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渐进式改革这种“先易后难”式的内在特点就决定了，当前留下的都是一些比较难处理的问题，通俗地讲“剩下的都是难事”。俄罗斯大爆炸式的改革（“休克疗法”），尽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但是近年来已经凸现了制度上的后发优势。他引用王绍光教授著作《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的一些例子，认为未来中国如果能够抓住一个条件，从管理制度领域推广改革，尤其是推进公共财政的民主化、法制化，从公共财政领域寻求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将非常关键。
2.在农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领域寻求解决三农问题之道: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永秀教授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今天看来，它一直没有解决农业生产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问题，要素没有充分自由地流动。他认为，“三农的关键在农业，农业的关键在就业，就业的关键在产业”，未来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合适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为引导，实行农业资源在全社会的最优配置。西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王钊教授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但是他认为中国当前可能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度”的问题，这一点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他说，“正是因为城市无法吸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所以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你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出去，减少农民，消灭农民，这是否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的初衷相悖”。
3.充分发挥集聚优势而非比较优势，推动改革深化与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基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那么，未来二十年、三十年，中国还要继续发挥这样的比较优势，为外国人打工吗？清华大学教授于永达的回答是“不”。他认为，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成功企业都不是靠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认同通常所说的“比较优势”，也包括“要素禀赋”，主要是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能源角度而言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鼻祖李嘉图和亚当·斯密都是英国人，但是英国却并不是靠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而是靠集聚优势。相反，中东很多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结果发展却不怎样，比较混乱。可见“不在所有，但在所用”。
4.基于三十年改革实践，推进理论发展与创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在中国发展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模式的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两派：一个是“趋同学派”，即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为参照系；一个是“经验学派”，即从中国特定制度框架出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从国情出发”，来评判改革的是非优劣。他认为，这两种学派各有利弊，趋同学派对于国情重视不够，而经验学派则很容易将中国特定阶段改革发展的经验固定化，并且理论化。因此，需要有新的理论范式的创新，不仅要有理论创新，还要有方法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很多明显有违于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的事情，在中国大地上却真的实现了。他还列举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化过程说明，随着实践的发展，问题不断出现，新的理论也必将产生。
5.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认为，需要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法制、文化与宗教的关系。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口头上说，各自分工，各司其职很容易，但在实际工作中，哪个是政府该做的，哪个需要市场解决，却非常复杂”。比如基本功能区的划分问题、减员增效问题、淘汰企业问题，等等，应该多给市场留一点空间。“市场本身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什么盲目的、没有道理的、伤害穷人的，它本身也不是冲动和破坏的力量”。在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需要在法制的形成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这样，在法律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才会阻力小，易于贯彻落实。“人们常说，立法好，执法不好，那么就需要深究，为何执法不好”。
6.不失时机地推进身份制度改革：当前，什么改革最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研究员认为，两个方面的改革最重要：一个是产权制度改革，这个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而且实际上也在持续推进；第二个就是身份制度改革，而此点很多人仍然重视不够。没有身份制度改革，就没有积极性。他认为，无论是日本的小泉首相，还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其核心的施政方针都是推行身份制度改革，否则社会会失去积极性，民主会失去活力。“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对物的改革，那么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对人的改革”。
(林永生崔克亮)
朱学勤：改革开放三十年的
经验总结
学者朱学勤日前在广州演讲时称：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朱学勤说：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各宾派专政戛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席卷了二十世纪大半个年月。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阶段改革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中断。如果说第一阶段改革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
但第一阶段改革也有两个隐患。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得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第二个隐患，第一场改革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并未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刚刚要触及，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经济体制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