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仅仅是摄影吗？
作者：栗宪庭 李 陀 鲍 昆 刘 辉 等
作为宋庄第二届艺术节的主要项目、宋庄美术馆开幕的第一个展览，“天地间——现实主义的记忆”摄影展已经在2006年11月6日落下帷幕，参展人员有：李晓斌、王征、唐浩武、赵铁林、王福春、张新民、付羽、路泞、魏来、章翔鸥、余全兴。然而，它引起的回响，却像一曲交响乐刚刚拉开序幕。这次展览的准备工作，策展人鲍昆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可以说是从仓促和低调中开始的，但在展览过程中，几乎通过口口相传的古老方式，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艺术家、媒体到党政机关的公务员，从本地农民到志愿者和学生，各种各样的参观者纷至沓来，开幕的第一天就有四万人次参观，开展的一个月之内，每天都有很多人，甚至引来了在北京开全国市长会议的一百多名市长集体参观。对展出的作品，观众们有各自不同的解读，有人激动、有人不屑、有人困惑。用宋庄美术馆馆长、当代著名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的话说，此次展览一改当代艺术展览只是圈内人自言自语的尴尬，真正感受到艺术与社会、与观众的互动。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对于当代艺术、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是什么？2006年11月9日，在宋庄美术馆馆长栗宪庭家里，由栗宪庭、策展人鲍昆、批评家李陀、廖雯等人共同作了一个小型的探讨，各自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展览的内容和经过
刘辉（编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展览？请讲一讲展览的经过。
栗宪庭（艺术批评家）：现阶段的中国当代艺术，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全世界的人都在炒中国当代艺术，有些艺术家自己都觉得恐怖，认为价格升得太快了，高得离谱；当代艺术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逐步被体制化，当代艺术的意义本来就是强调边缘独立的立场，后来所有的相关当代艺术的展览，尤其是国外展览，很多是官方组织，他们挑选官方意识形态能够接受的，排除暴力、色情、政治等敏感内容，改变了当代艺术的面貌。所以我想，一定要做一个与这两种倾向不同的展览。
近些年我参加了一些国际摄影节，在这些展览上，观念摄影占了相当的比例。本来观念摄影，是“以假喻真”，因为强调真实的摄影，其实里面有许多假，例如“文革”中貌似真实的摆拍。而使用“假”的摄影方式表现内心的真，最早始于1920年代美国的卡洪，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代的辛迪·舍曼，但是此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气，1990年来以来的观念摄影，越来越虚假和无聊。所以我强调还是要面对现实生活。于是找到李晓斌，他推荐我看鲍昆的文章，我非常信任鲍昆的判断，就把这件事完全交给鲍昆去做。只有三十天的准备时间，鲍昆居然就组织了这么大规模的展览，当然，这个展览很仓促也很粗糙，没有宣传，也没有很大的期望，但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甚至很多人坐飞机来看。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可能是因为三点：1、展览本身吸引人；2、我很久没做展览了，很多人会好奇我在做什么；3、很多人想看看一个村级美术馆什么样。开展的时候，很多人问，为什么你们做摄影展？我会反过来问，你认为这仅仅是摄影展吗？我只想借开馆的展览表达我的一种艺术态度——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强调艺术家基本的良知，关注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
刘辉：作为策展人，您们为什么选择这些摄影师和这些图片？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鲍昆（艺术批评家）：这次展览一共有十一名摄影师，二百四十幅图片参展，是这次宋庄艺术节最主要的展览。之所以选择民工、贫困母亲、边远地区的人民等题材，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在资本掌控下的各种媒体，都在营造富裕时尚的都市图景，很多人也以为这就是中国当下的全部。但只要有心睁开眼往马路两边看看，叮叮当当的工地上到处都是不在这种生活图景中的民工。现代化的环境，是怎么形成的，人们并不关心，也不知道。在升平景象之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繁华之后，有太多另外的生活，有太多不能发出声音的、被遮蔽的人。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华的表面生活下面，将被遮蔽的现实揭开，将真实的生活复原到我们的记忆。这个展览就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希望人们回到现实中来，这也是当代艺术家无法推卸的责任。鉴于此，我们重新呼唤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呼唤艺术的道德承担。纪实摄影，恰好是表达这种态度最好的媒介。
评价艺术作品有许多维度，可以从自身的语言的发展，也可以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选择，选择的标准不同，结果就不同。这次展览的选择我们不关注所谓构图、光线等艺术标准，这些技巧过于简单，对于摄影而言，在这样的技巧后面，摄影师如何去看，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摄影太直接了，在你按下快门的一刹那，你对事物的态度几乎无法隐藏。不像绘画和雕塑，你的态度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图可能变得模糊。对于社会底层的尊重态度，是我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此外，我认为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应该提出一些对于当下而言根本性的、跟我们历史发展有重大关系的问题，承载了这些问题的作品，才有价值。
栗宪庭：纪实摄影有一个问题：即照片留下来，摄影师消失了，这种情况很多，作为艺术家，他个人的痕迹是什么？不是只呈现一个真实的现状。什么是真实，不是实景拍摄就是真实。这件事很复杂，我们提供一些案例供大家研究。
李陀（评论家）：真实的问题的确非常复杂。对文学和艺术理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可以说是常说常新。在今天说真实，讨论真实，不能离开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个大环境。近几十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如果说在过去，以资本为主要动力建立的现代文化有它的遮蔽性，那么今天，这种遮蔽是全方位、全方面的，“遮蔽”已经是当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它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不可能逃离的虚拟生活图景之中，特别是对于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个虚拟的世界是那么亲切、可爱，而贫穷、压迫和种种不义，全都被虚化，甚至似乎根本不存在。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存在，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所谓弱势群体，只不过是众多被遮蔽的事物中的一部分。
栗宪庭：关于艺术家的姿态，我们可以在作品中明显地看出来。在展厅的一进口处，有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民工的背影（唐浩武摄）。他面对的是近在咫尺的灯火辉煌的城市，但是作为这个城市的建设者，他却与这个城市无关，民工背影的这张照片充满深意，让我看了感动。还有几张民工或农民的照片，例如有一张照片是反映贫困地区母亲的，你可以看到，墙上有一片缺了角的玻璃镜子，母女两个都在照镜子，她们在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爱美。摄影师没有居高临下地说：看，多可怜。而是看到这种生活中，依然有美好。你可以感受到，摄影师那种亲切的态度，他心里有“爱”，他和被拍摄者是平等的。这种态度不是每个人拿起相机都能做到的，没有这种基本的立场和修养，没有自觉，就做不到。一些艺术家也反映民工，我们看到很多绘画作品，居高临下，充满廉价的同情，不能说不生动，但是那种生动强调了丑的一面，夸张龅牙、矮小的身材、木讷的表情。我认为这种态度不合适。
刘辉：“文革”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对农民和底层人民的刻画有一个逐步矮化丑化的过程。从“文革”中高大全的形象，到罗中立、陈丹青画中充满着历史重负的农民，到乡土现实主义画风中一些木讷的农民，到现在忻东旺笔下被夸张的丑陋猥琐的农民，有一条思想脉络可循。所以，你们镜头下的民工、农民，是对这个趋势的一次反动。
李陀：对于农民和底层人物的丑化，这和八十年代以来重新流行的国民性讨论相关。艺术家、作家都相信所谓国民性的说法，认为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里，真有国民性这么个东西，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实际上，国民性的观念，是历史的产物，是跟殖民主义密切相关，特别是十九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和著述密切相关的一种话语。它是高等洋人看待低等华人的一整套观念和说法，中国人都被表现为是愚昧的、麻木的、笨拙的。但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怎么解释今天中国的变化？中国今天就不应该有飞速的发展变化，也不应该有这样让世界震惊的成绩。怎么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妨碍中国现代化的国民性，今天就消失了？它跑哪儿去了？不错，鲁迅当年提出国民性的问题，并且信这一套，可那是鲁迅的历史局限，有它当时针对的具体问题，有当时的历史情景。现在“天地间”这个展览，是以图片和形象对于国民性话语提出的一个强烈的质疑，这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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