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四个问题
作者：贺雪峰
关于新农村建设，我想讲四个问题。
先讲第一个问题。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后，有不同的解释，且不同解释的差异很大，其中的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温铁军，另一个是林毅夫。在这里，我想先从中国究竟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讲起。我想，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是认识到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不能够同于、也不应该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刚才曹锦清老师讲了一个数据，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是46％，我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的城镇化率是43％，也就是说我们有接近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今后每年的城镇化率可以提高一个百分点，三十年后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73％，城市化基本上可以完成，那时候相应的农村人口应该是4个亿。这一个由8亿农村人口到4亿农村人口的过程，也是农村人财物不断流出的过程，是一个农村日益衰败的过程。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城市化很顺利，我们也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农村衰败？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可能首先是要应对这样一个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曹老师讲的，如果我们允许贫民窟存在的话，就是允许甚至鼓励进城打工的人搭个棚子永久住在城市，我们的城市化率马上可以提升到60％。不过，我想曹老师可能有一个误解，其实我们今天的城市化率，是按照居住地来统计的。什么是居住地呢？就是进城的农民工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全部都算作城市人口。这里我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在1996年，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是28％，但是2000年的时候就变成了36％，1996年到2000年，大概四年多时间，城市化率提高了8个百分点。有一次我听一个政府主管官员说我国城市化速度很快，每年以两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但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变化是因为统计口径产生的变化。考察建国以来的城市化速度，每年增加的城市化率在0.4％到0.5％，最快的大概也不超过1％。也就是说，未来三十年，每年城市化率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今天的城市化率不是按照居住地，而是按劳动力再生产能够完成的地方来计算，现在的城市化率不会超过35％。要是按劳动力再生产完成的地方来算，五十年以后城市人口可能也不会超过60％。
如果我们单纯追求城市化率，允许大规模的贫民窟存在，则也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化，让农民将土地卖掉，然后换取进城的准备金，我们也就可以比较快地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比如说在十年左右提高到60％这样一个城市化率。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生活质量来讲，贫民窟的生活质量肯定不如在村庄里面好。在农村，农民至少有一块土地，有房子住，有一个“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可以维持。而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风险上讲，大量农民工进城，会有两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社会安全，就是说如果在北京周边还有五百万贫民窟人口的话，整个北京的安全就没有了；另一个是如果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的话，出事情的可能就很大。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防范社会政治风险，未来几十年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实行积极的城市化道路，提高城市化的比率。但是，这个城市化率的提高，除了有城市化率很高的这样一个意义以外，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讲，反而是不好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假如我们不选择积极的城市化道路，也就是说我们不允许，或者说要防止城市贫民窟的出现，我们就有必要保持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具有合理性。具体来讲，第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前提。中国农民工之所以可以接受很低的报酬，又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就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生产成本比城市要低，农村低成本生产廉价劳动力的机制，正是中国可以从全球化获得好处的秘密。刚才温老师讲，东亚国家真正进行了土地革命，从而能够实行以户为单位、以人均占有土地的制度，正是这个土地制度，构成了廉价生产高素质劳动力的秘密，也正是这个秘密，使得我们可以从全球化中相对地获得一些好处。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非市场因素的存在，也为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词组中，我们一般都忽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个虚词，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是个虚词。我想，要是我们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实词的话，它有很多可以发挥的东西。
也就是说，要是我们能够调动村庄中的非市场因素，进行农村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就可能为农民增加大量的非经济的福利，从而使农民在经济收入以外获得文化上和社会上的好处，获得体面和尊严的好处。这个体面和尊严的好处在贫民窟里是没有办法获得的。城乡二元结构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因为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民的生产场所，而且是农民生活和娱乐的场所；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场所，而且是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场所，这就为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很好的空间，从而为中国赶超型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机会。
前面讲过，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有两种代表性的思路，林毅夫思路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农村的内需。因为是拉动内需的思路，所以林毅夫讲，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在自然村，新农村建设将在2020年完成，新农村建设大概需要20亿资金，等等。他算得非常具体。林毅夫这样一算，就把新农村建设的整个解释空间都搞得没有了。
第二种思路是温铁军老师的。温老师关注的是农民能否组织起来应对市场风险和外来强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以土地均分为基础的两亿多户小农的规模太小，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曹老师也认同温老师关于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意见，认为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是农民和农村的唯一出路。这种组织起来的思路主要是经济组织的思路，包括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农民数量极其庞大，从而农民即使组织起来也缺少和其他阶层谈判能力的情况下，农民能否组织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数量的庞大也决定了农民增收空间是很小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之所以能够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是因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农民的数量已经非常少。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吹毛求疵，我个人认为，在以上两种乡村建设的思路中，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性都不能够体现出来，因为这两种思路都难以解决九亿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出路问题，也缺少农民本位的关照。在当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得到了好处还是受到了损失？如何及能否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补偿农民利益的受损，缓解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的不满，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下牢固的农村基础，才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目标所在。
如果说今天的现代化使农民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这个利益损害的要害在哪里？我想从经济上讲的话，从农民的绝对收入上来讲，农民是端起碗来吃肉的状态。为什么会有放下筷子骂娘呢？一般都是从相对收入来解释，我想相对收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假如跳出经济来看，农民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自我认同上、在传统的社会纽带上，这些方面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农民骂娘的原因不仅仅是相对的红眼病，还有更多的原因。我们要从农民本身，从农民主体感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站在农民的角度，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当前农民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或主要不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收入增长虽然缓慢，但还在增长，而支出增长太快的时候，农民的收支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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