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罗马史的读法
作者：张志扬
梭伦的政治预言或许“想到了自己的祖先”，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他自己的后代像打去了蛋黄的空壳，他只能说给包括灭亡自己民族的其他三个民族听了：“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
“西方政治的一个基本格局是永恒不变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想在单纯的文化上有所贡献，他们一定会以雅典为最高典范；如果想在信仰上有所贡献，他们一定会以耶路撒冷为最高典范；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一定会以罗马为最高典范。”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波利比乌斯虽然是希腊人，但他观察的是罗马。他的《历史》试图为罗马异乎寻常、并且是违反人类先例的权力扩张寻求一个解释。(拍案：真好人！)他观察到，问题的答案在于罗马政体的这种混合性格，这种混合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即使是罗马人自己也不可能分辨清楚它是贵族的、民主的还是君主的’。如果一个人把眼睛放在执政官身上，这套制度无疑是君主的；如果放在元老院身上，则无疑是贵族制；若是放在公民大会和护民官身上，它立刻就成了民主制。波利比乌斯试图向希罗多德，也就是说，罗马试图向包括希腊在内前罗马世界提出挑战，他要证明，人间的幸福能够永恒地留在一个地方、留在罗马，原因在于罗马共和政体的设计克服了亚里士多德所总结的三种单一政体各自的缺陷，并各取其长而融为一个政体，设若这种政体真的出现了，那么它无疑就是可以永恒的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罗马第一次打破了前罗马世界被尼采称之为‘永恒回复’历史循环，第一次告诉古代世界，‘太阳底下有新事物’，第一次向世界各民族提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生死要求。”
“历史上，世界秩序的规划经历过三次浪潮，分别由三个但丁所谓的‘世界帝国’完成或者准备完成。第一个是罗马帝国，第二个是大英帝国，第三个是美国。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三个帝国的政治制度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即都不可复制；也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点，罗马建立帝国通过大地完成，英帝国的建立通过海洋完成，美国似乎是结合大地、海洋和天空三者为一体。”
“美国走到今天，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越来越向古罗马靠近，这就是主动在国外从事战争。”
“美国不是古罗马，但他的确是新罗马。他跟古罗马一样，具备足够的能力向任何有人居住的世界提出要求，迫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打破自己传统的生活状态，去面对一个有关自身命运的生死决断。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学美国发音的英语；我们大学或者中学毕业时，都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去美国留学；留学生们考虑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留在美国，还是返回祖国。”(拍案：中国留学生的哈姆雷特问题：“留，还是不留？”)
并以黑格尔概括希腊与罗马的冲突为证：
“从波利比乌斯所描写的希腊看来，可以知道虽然像他那样高贵的禀性，对于希腊当时的局面也只有绝望，而逃避到‘哲学’中去；或者，假如要想有所作为，也只有叫它在奋斗中灭亡。同这种热情的特殊性、这种局面、这种不问善恶同归于尽的局面形成截然对立的，是一种无可挽回的盲目的命运——一种铁的力量，准备着揭穿那种堕落局面的一切征象，把它毁为焦土，打个粉碎；因为治疗、补救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压倒一切的命运就是罗马人。”
作者最后说：
“有塔西佗撑腰，我们不妨这么总结罗马共和：虽然罗马奉爱神丘比特为主神，但这更加掩盖了罗马共和的一个最深的奥秘：战神玛尔斯才是罗马共和的最伟大塑造者。一个不敢主动迎接战争的政体是个流氓政体；一个不能应付战争或者外部危机、只知道强调和平的政体是个不负责任的政体，这样的政体根本没必要存在，也必然不会存在下去。西皮奥是战争的胜利者，但却是和平的失败者，这本身意味着，真正的和平实质上是一场更加严酷的战争。把经济或者社会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和平，是一种过于牵强的附会，至少历史还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在和平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
这已经不是“无端推论”了，这是作者在宣布他听到的“命运”的声音：
这种压倒一切的命运就是美国人。
不错，霍布斯早就说过：“我强烈预感到我的利维坦是会死的，但是，在它存在的时候，它是上帝。”
你也可以强烈地感到“新罗马帝国”是会死的，“第三帝国灭亡了，第四帝国还会远吗？”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存在的时候，它就是上帝。”
就现实而言，这个声音是不能不听的！
不管你如何以“德性”治国——天知道这“德性”能德性到何等程度？——别人“跟古罗马一样，具备足够的能力向任何有人居住的世界提出要求，迫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打破自己传统的生活状态，去面对一个有关自身命运的生死决断”。
这时，作为一个民族（不是留学生），面临的是哈姆雷特本性：“存在，还是不存在？”（“活，还是不活？”）
作者已经紧迫到超出“警惕”的地步了。这或许是作者不得不把“随想”写成“断言”的被迫性吧。
到此，我的“序者”任务完成了。
不幸，我是个聋子。
我是个聋子读者。
我听到的是文字的声音，是在默读中听到的语言本身的声音。
它不是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英语……也不是汉语，而是语言自身的声音。
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不是或不仅仅是或希腊或罗马或美国等西方的历史。
穿西服的“上帝”与我何干！
有些强大是可以学到的，比如“原子弹”或比“原子弹”更强大的“核弹”，谁都可以学到。这不是“自然性”。
有些东西是学不到的，因为它不用学，它就在自身，它才是真正的自然性：
苦难、仇恨和同归于尽！
它不仅伴随着强大，尤其伴随着弱小。它使强大者不能永生，它使弱小者获得施舍外的同样值得尊重的生存，而且想强大者最初的乳汁无一不是它提供的，尽管回报有限，谨慎却无处不在。
不是对外的“顺我则昌，逆我则亡”，而是对内的“慎己则昌，暴己则亡”。
这也是历史，而且是历史更内在的逻辑。
它是无形神惟一的见证。
如若不然，人真的可以在历史上为所欲为了。
为此，我想补充一点读罗马史的前准备。
有备而来
其实，“如何读罗马史？”这个问题隐含的逻辑是“如何读西方史？”
（我把希腊、罗马、欧美，谓之“西方”。）
长期以来，我有一个百思不解的困惑：
为什么地中海区域“行与思”都是“普世性”的，而非地中海区域“行与思”都只能是“特殊性”的、“民族性”的？这是真实，还是意识形态？
（注意，马克思给“意识形态”做了两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定：“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伪科学性”，“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权力性”。）
换句话说，是近代史以来显现的“绝对真理”，还是“知识即力量”推行的“强权话语”？如果是“绝对真理”，非地中海区域或非美国之“行与思”所能等待着的命运只能是“好人”波利比乌斯的命运——希腊人，但臣服于罗马帝国。
如果不是，罗马史或西方史，就应该有另一种读法。
与历史的“现时性”相对，哲学并不仅仅追问“永恒”，甚至哲学的主要功能恰恰在于审视历史或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两者并不牾，一个不追问“永恒”的哲学如何能审视历史或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
所以，在历史中轻视哲学，或在政治中轻视哲学，其隐含的动机，不管自觉不自觉，都在于为历史或为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提供合法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