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三农”难题
作者：黄 平
第三层级才是上级政府：上面的官员们往往对基层腐败现象不知情或者无法管，除了时不时来视察一下、被下面招呼好接待好外，也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收点税、分点利而已；
再下来是当地居民，他们凭借其地利，靠出租房屋和当地政府的土地收益分配过日子，相当一部分成了“食利者”，游手好闲，不会干活，只要有外来民工租房，他们就可以坐吃房租；（22）
外来民工无疑处在最下层：他们靠的是计件工资，而且一定都是后付，在有定单的日子里每天超时工作（据说，又是“自愿”的，谁不想多挣呢？），而工薪几乎永远没变化。对他们的绝大多数来说，什么福利和保障基本上都谈不上，断指断臂等工伤事故不断发生。报纸电视偶尔透露一下，有名一点的外资企业便象征性地做点面子文章，还请些学术机构作为“中立的第三者”来做“评估”。（23）
面对这种现实，困扰我自己的问题包括：
一、起点平等。我们已经说惯了和听惯了“市场万能论”(market fundamentalism)：从起点平等到优胜劣败，从拉开档次到“涓滴效应”。据说民众本来天生是理性的，本来都是市场中的算计者和生意人，只要政府撒手不管，“看不见的手”总会把自生自发的秩序带给我们。这里的问题是：（1）起点平等无疑是必需的，但还要不要讨论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按照有的人的说法，管它平不平等，搞起来再说吧。生产资料和资源，分了再说；国营企业，搞垮了再说；“大锅饭”实在搞不垮，那就吐口唾沫进去再说。这样，如果不需要再考虑过程和结果的公正，理由是什么？是因为只要出发时在同一起跑线上，后来拉开了距离是理所当然的“自然法则”（rule of jungles）？还是因为现在谈过程和结果太超前了？（2）有些做历史研究的人，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其实也是“常识”）也不再顾及，说人类五百年来就只有一条共同的康庄大道；或者，你要说那里也有贩奴、杀戮、殖民和歧视，他就说那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人家反正现在是平等了。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当然不能以历史为借口来拒绝一些基本的信念和原理，但是，难道我们要反过来为了这些信念和原理而拒绝历史的严酷性和复杂性吗？（3）从起点平等到优胜劣败，人类是不是只有一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康庄大道？如果是，那么公正还有何意义？被淘汰的不就是劣种吗？不就是活该吗？不是应验了自然法则吗？抽象地说，拉开档次也是应该的，社会本身总是有差距的，你不能人为拉平。问题是：我们怎样拉开？拉开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又凭什么保证拉开以后就一定会出现“涓滴效应”？等富人富得没有办法了，他们的财富就会自然往穷人那里慢慢渗透，于是少数就会带动多数致富？
二、关于市场化和私有化。通过市场化实现竞争机制和优化配置，当然是“大趋势”，谁都不愿意被甩掉。问题是：亿万农村人口个人如何面对市场？怎样成为算计者和生意人？按照“自然法则”的优胜劣败，农村人口千千万万，他们居住分散，又缺乏资金和信息，也缺乏教育和技术，靠什么么去竞争？血汗之外，也就是假冒伪劣了。城市人恨死了假冒伪劣，总认为那是河南等地的农民干的。其实，坑蒙拐骗，受害最深的是农村人。多年来他们不断地被教导种什么东西可以赚钱，结果经常是“种什么亏什么”，于是去年种核桃，今年种板栗，明年种花椒，后年种柑橘，不断陷入“砍了栽，栽了砍”的恶性循环。作为痛感行政胡乱干预所造成的灾难的反应，对自然法则和自发秩序的向往，本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我们不加思索就这么跳到另一个思想极端的时候，我们岂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在自欺欺人？即使这样的逻辑成立，也是历史的逻辑，我们还能等上几百年让它去慢慢“自然生成”吗？
通过土地私有化可以优化组合，形成规模化的现代农业，这似乎也是常识。问题还是在于前面提过的“国情”：8亿多农村人口中，多少亿人从土地上分流出来是合适的？允许土地买卖后，我们怎么保证出卖土地的都是“剩余劳力”而不是破产农民？如何处理几亿进城大军和几千万城镇下岗和失业者之间的竞争？市场化私有化以后，问题不在于抽象地说还要不要小政府，而是哪些部门太庞杂？哪些部门太弱？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政府的边界在哪里？“自发秩序”听起来很迷人，谁不想要自由呢？但是，自由放任（Let it go）和自由（Liberty），汉语里听起来相似，实则差之远矣。自由放任一旦实行起来，很可能就真的是连治安、防疫等也再没有人管了。分田到户以后，幸好基层政府里还有人在抓工作，真要让农村社会自生自灭，也许就是黑社会以及黄、赌、毒的天下了。有的边远地区，境外来的走私、贩毒、偷猎越来越猖狂，但是当地的治安机构不但没有资金购买出车需要的汽油，连电话线也因为多时没有付电话费而被掐了。这种情境下，还奢谈什么“自发秩序”！
机构恶性膨胀当然是大问题，但是问题是上面的机构膨胀得怎么样呢？最下面的小官员的农村亲属想混个城镇户口吃商品粮，不是可以理解的吗？谁不想“农转非”呢？其实，要说辛苦，公务人员系列中最苦最累最不讨好的还是在农村基层。光是收税和计划生育这两条就够他们受的了，再碰上什么水灾旱情，出点什么“聚众闹事”，还是靠他们去处理，去抹平。基层有贪官，有腐败，而且越来越严重，都是事实，但是又有多少默默无闻的人在支撑着大片山河啊！这些，城里很少有人去算，很少有人去想。仅就社会基本保障覆盖面而言，仅就公共设施投入受益面而言，不论是谁，只要能呆在大中城市里就是受益者。有多少人想到过，亿万农村人口也有权利享受这种同等的国民待遇！安徽、河南等地的年轻农民早就意识到“在城市里收破烂、拣垃圾也比种庄稼强”。1996年12期《望》周刊还报道：一位农民上书县长，大呼“种田不如坐牢好”，“死也要死在城里”！
近代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从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到毛泽东、蒋氏父子、邓小平，他们先后的失败、挫折、成功，都集中在如何处理农民问题上。区别就在于，过去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而在今后，更主要地是要转向如何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也就是几亿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问题，以及所余农村人口在农村如何继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向往高科技时代和知识经济的时候，似乎没有想过，高科技密集性的经济，是排斥劳力的，而中国特色，不管是优势还是劣势，都在于人口/劳力众多。让他们都下岗、外流，“置于死地而后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何况是谁赋予我们资格去鼓吹人家“先死后生”的？我们有谁能保证他们“死”后还能复“生”？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让人家先“死”？
这个问题解决得慎重点、稳妥点，中国和世界都将有一个更和平和更安全的环境，也才有可能进一步考虑如何实现文化的多元共存和互补。严格地说，要害问题不是中国迅猛发展是否会构成所谓“中国威胁”，而是中国能不能在新的全球化竞争中处理好自己的亿万农村人口的非农化，从而对中国也是对世界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就在本文的起草过程中，传来了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的重大新闻，这一事件，无疑一下子成了所有媒体和受众关注的焦点。（24）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就要走完它最后的一步。有些现代杞人在担忧中国的农产品将由此而在国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乐观派则说，这不正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吗？是的，是一个契机，但“调整”出来的亿万农村劳力和人口将往哪里去？即使我们完全信奉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完全赞同人类五百年来只有这一条康庄大道（城市化、工业化、私有化、全球化），它们也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吧？我们的结构复制将要经历多少曲折？要付多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