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石头里榨出营养
作者：赵黎刚
一
1967年，正当乱世，重庆城里有个著名的“完蛋广播站”，属于某造反兵团，它的高音喇叭喊“为革命而战，完蛋就完蛋”，对立派就讥之为“完蛋就完蛋，造谣广播站”。这广播站里有个著名“喉舌”，叫解跑，他在喇叭里战斗，并不高呼口号，而是慢条斯理，讽刺挖苦，像说单口相声。比如，说对立派某“战斗军”是“颤抖军”，赤膊上阵遮羞布都不要，在革命大风浪里颤抖，心中有冷病嘛！又用爸爸教育不孝子孙的口气，劝对立派悬崖勒猪（马），回头是圈（岸）；再不就说对方苍蝇碰壁嗡嗡叫，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旁边闹……总之，三寸不烂之舌，一套一套的，很有效果。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每逢解播音，高音喇叭下的大街上就有听众云集，不少人还带着小板凳，像是来学习，又像是在消遣。
当时我十四岁，初醒人事看世界，就知道了名噪一时的解；这家伙相当于大牌主持人。但不久，那广播站就真的完蛋了，两大派开始用武器“讲话”，解销声匿迹。
谁知有一天，我到一个同学家串门，第一次见到他大哥。大哥走路有点一拐一拐，另一同学咬着耳朵告诉我，这就是有名的解。
解为什么脱离战斗集体，躲回家里，是个谜，但这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他那里看到了一些被宣布扫进垃圾堆的东西：中外的电影剧照，叮叮咚咚的曼陀铃，早年的文学杂志等等；还目睹了一种鬼鬼祟祟的行径：他和两个人在旧仓库里临摹外国油画，直接挤一点红颜料到画面人像叼的烟头上，笔尖轻点两下，那猩红色就真的像是燃亮的暗火。其中有个人还拿出两张旧印刷品，提香画的裸体女神，令人吃惊。那些东西和那种行径，都是违禁的，都对少年的我产生了吸引力。心里忽然被拨响了一根弦，有种潜伏的欲望醒过来了，按捺不住躁动。
后来过了很久，才依稀明白，那种“醒”是少年青春期的必然，正在猛长的身心，很饥渴，强烈要求精神滋养与寄托。
不过，当时斯文扫地，要想找到一点供心灵充饥的东西，只能浑浑水里摸浑浑鱼。我跟一小撮同龄人，在社会动荡中找到了可钻的空子。钻的是体育馆、市文化宫礼堂的厕所窗户，钻进去就能看到各种文艺演出。那阵规模较大的派性组织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英姿飒爽，战鼓催春，大幕拉开，×××文艺战士开始战斗！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这些有“文”有“艺”的场合，充溢的都是席卷全国的铁血主题。比如当时号称重庆“史诗”的大型演出《八一五风暴》，急弦繁管好似睛天里的雷鸣。不过我们半大崽儿饥不择食，毕竟眼前还是些歌潮舞影，被称为“文艺”的无形之手虽然粗鲁，往你心里一抓挠，拨动的总算是心弦；不同于外边在街上，真刀真枪打成一片，冷不防成群流弹掠过耳边钻进墙壁，惊得发抖的是你的心脏。
在1967年至1968年，狗一样钻各种墙洞窗户或者搭人梯去看文艺演出，是我唯一的精神生活。这是一种注定，当时正在成长的少年，只能从社会文化坍塌的块垒缝隙里去刨点精神营养。
二
翻墙钻洞看演出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形势就变了。两大派交枪，解散，学生红卫兵上山下乡，大舞台小舞台都空了。我们半大崽儿一律进初中“复课闹革命”，其实就是在操场上喊口号，听念报纸，吃泔水牛皮菜煮的“忆苦饭”，肚里心里还是空虚，于是东嗅西寻找那种散落市井民间的文化“野食”，刨到一口是一口。
市井里有些大杂烩，主要是残破书籍和口头文学。口头文学常常由某个邻居崽儿口水飞溅地讲述，重庆以前有名的民生轮船公司资本家卢作孚的“发家史”，被讲得像滑稽剧外加糊涂帐；再不就是“梅花党”或者“十二个高潮”，茶馆评书似的，讲王光美如何是“美国特务”，要炸南京长江大桥，情节惊险的地方也是漏洞百出的地方。大家都有点提不起精神。唯一能让人提点精神的是周二，他居然会讲外国的《当代英雄》，很特别的一个故事，主角叫皮却林，皮却林如何在贵族沙龙里混，百无聊赖，没有生活目标，误入走私贩的圈子，差点被杀，反而觉得是自己打扰了别人的生活……周二聪明，有一套讲故事章法，吸引得大家坐在路灯底下夜不归家。他的口头文学让人觉得帝修反毒草很厉害，不知为什么真过瘾。《当代英雄》讲了两遍过后，我们知晓了那其实是周二手里的一本书，书的来源很偶然：一帮大学生红卫兵要散伙了，聚在一起看书下棋闲吹牛，周二在旁边听见他们讲这书，半懂不懂，便问：未必这个皮却林就是当代英雄？已经没了锐气的大学生反问：小伙子，你说他是个英雄还是个狗熊？这么一来二去，大学生离家时把书送给了周二。
那书顿时成了传阅品。只是我横看竖看不太懂，十六岁的少年在1969年，并不知道文学上的“多余人”。接下来发生的事，仿佛鬼使神差，周二突然死于车祸。那天晚上他和几个中学同学坐在马路边磨皮擦痒，一辆解放牌货车刹在跟前，驾车的是一个同学的表哥，这样大家就上车兜风。谁知同学表哥系酒后驾驶，在一处急转弯撞断三棵行道树撞歪水泥电杆，人人挂彩，周二头部重伤当夜死亡。这一惨祸，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的同龄人之死。从此，讲故事传阅书的周二，寻觅文化“野食”的伙伴们，心灵饥渴和百无聊赖，以及那个大学生和《当代英雄》，这些人和事就奇异地融为了一体，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又一个大时代里“多余人”的故事。
周二之死有一种效果，就是少年朋友继承遗志似的，开始形成传阅书本的小圈子。一次学校下课时，有个外班同学十万火急把一本破烂不堪的《秋海棠》塞给我，说是得了情报，他们班要大搜查，重点是“黄色”歌本封资修书籍，赶快转移。转移过程中我有了一夜阅读的时间。书里写的是一个戏班子悲欢离合，又是横看竖看，没看出其中“黄色”在哪里，唯有两处小标题“爱与欲的分野”、“爱情结晶品”，对少年人比较刺激。谁知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书在传递中终于暴露，班主任收缴了去，责令那同学写深刻检查。连续到办公室检讨了两次，意外发觉老师也在偷偷阅读，仓促之间来不及合上书页，老师就说这书毒呀毒得不是一般，必须认真看过狠狠批判。
结果事后不了了之，老师学生都不吭声。这样就明白了一点事实：我们想看的东西，老师其实也想看。
三
转眼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露天电影恢复放映，影片放来放去只有几部，看的人却非常多。同龄朋友最爱去的是文化宫，最爱看的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有了一点“口味”，只要可能，就捡好一点的东西品尝。《列宁在一九一八》好就好在片中有一段芭蕾舞《天鹅湖》，世界级别的经典。每次都细看这一段，有人还说这几分钟场面是蛋糕，其余情节是窝窝头。窝窝头里边唯一有趣的细节，是资产阶级芭蕾引得台下的革命水兵们狂热鼓掌，而我们一伙人不鼓掌，只是嚷嚷着“四分！四分！”便离开黑压压的人群，意思是文化宫四分钱门票价值就在这块洋蛋糕，再留下来看完电影的都是“宝器”（傻瓜）。
那几年，吞了大杂烩营养的年轻人，有点蠢蠢欲动，所谓耳听不如眼见，眼见不如实践。社会边缘角落开始出现一些松散的文艺细胞小圈子。灯光幽微的街巷里边某间小屋，小心翼翼聚一屋人，共享老胶木唱片，手摇唱机，油印五线曲谱，老版本《外国名歌200首》，成都产的旧提琴配广州产的旧琴弓，手风琴键盘无论如何也擦不干净……弓弦之间流出中国的《梁祝》或者罗马尼亚的《叙事曲》，手指和键盘当中跳出哈恰图良的《马刀舞》或者里姆斯基的《野蜂飞舞》，满屋人都关闭嘴巴竖起耳朵：等到音乐一停，满屋人又都张开嘴巴七嘴八舌，大调小调，减七和弦属七和弦，一片喳闹。门窗还是紧闭，敲门须通姓名，不过，跟当初只有“三人帮”的解相比，还是开放了一些，胆大妄为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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