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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仪文舍的对话
作者：安妮·居里安
时间：2002.7.2
地址：巴黎
参与作家：杰克·儒埃（Jacques Jouet），也斯
译者：李金佳，德琳（Sandrine Marchand）
主持人：安妮·居里安
以名为题的讨论
杰克·儒埃认为名字乃恒久的主题，虚构意味着需要选取人名、地名，甚而要为此凭空创造。书的标题就是书的专名。他说道：我曾有意写一个剧本，是歌剧的脚本，剧中人在为宠物取名时，咨询宠物命名局请其提供意见。这一写作计划没有实现，但其中的构思却改头换面成了今天这部小说。
也斯说：一开始我对命题作文感到害怕，但了解主题之后，觉得这个题目特别适合我，因为我常常更换笔名，甚至本人的名字在广东话和普通话中发音都不一样。儒家、法家和道家对名都有诸多理论，我则希望避开理论来谈谈自己的具体感觉。小说中，我选了两个人物，一个美国人和一名香港少女。他们并非源于地道的中国传统，但却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两人相伴到日本旅行。日本文化很吸引人，我们看日文时好像能猜懂一点，但又不能真正进入这种依然饱含着神秘的语言。我想以此来探讨如何通过名字来进入这种文化，利用名字这一主题来展示一个具体的内容：在充斥名字的世界中，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杰克·儒埃认为，自己的小说并无具体的时空限定，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某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为表达坚定信念，设法更改各种专有名词，从街名、体育馆名到人名不等……该国专设了“易名局”。小说描写了易名局人员的工作，以及一名女子提出的申请，她要求更换香蕉这一普通名词，所以小说题为《谁把香蕉叫“香蕉”？》。
关于也斯的小说
杰克·儒埃注意到也斯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迷路，若不是地名不明确，就是名不副实。
也斯解释道：中文小说很少写外国人，香港亦不例外，尽管生活在香港的外国人很多。无论采取革命的态度还是九七回归的后殖民观点，人们对外国人都没有多少好感。我自己有很多外国朋友，中外联姻时，多半是西方男人配亚洲女子。这里我选择以同情的态度来看待外国人，描写一个外国人如何在他种文化中生活和迷失。我自己有时也有这种迷路的感觉，我觉得外国人迷路的这个主题非常重要。
杰克·儒埃进而问到罗杰这个人物：此人在小说里名字很多——罗杰，Roger，又将他比作赫根斯教授（Professor Higgins）和李尔王，我觉得对人物名称的犹疑不定也很有意思，这跟地名的不确定如出一辙。由于不知道自己与谁为伴，身在何处，尽管没有什么让人恐慌的真正原因，也足以令人惶惑茫然。作品美满的结局更加强了这种感觉：主人公没有在京都的各个去处找到平和安宁，却在已不是车站的火车站，在一座新的“城市孤岛”中体会到了幸福的感觉。也斯答道：我的人物都是不纯的，身跨几种文化。罗杰亦不例外，他对东方的看法是在跟阿素的接触过程中不断演变的。我非常注重文化间的渗透融合。我们往往在生活中扮演几种角色，根据自身的性别，随不同的文化而改换。有时也很难以某一个名字概括全貌。本文并非一部完整的爱情故事，而只是一个片段。您谈到某种不安的感觉，这对情侣正是在经历一段不安定的时期，在某种文化、某段感情当中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他们没有找到大写的幸福，我写的结局并非是大团圆式的，俩人不过在偶尔停下的瞬间，在一个新的空间感到小小的幸福而已。这一空间拓展了他们的想象力。
杰克·儒埃认为，文中除了外来的“不纯的”人物，结局一幕中的火车站也是一个非常奇异和“不纯的”地方，让人觉得好比身处巴黎郊区克雷特伊的购物中心，甚而是置身于多伦多。
也斯认为，正是由于小说的人物习惯了某些文化上的俗套，所以会看到名与实之间有相当距离。既然名字是定好了的，他们就试图看看怎样接触现实，找寻自己的生存空间。
关于杰克·儒埃的小说
也斯说道：表面看来，您我两篇小说差别很大。您的小说并无时空限定，像是对政治的嘲讽；而我的小说却有明确的地点，采用抒情诗的方式来叙述故事。我想到语言上的问题。我们俩人对两方面都很感兴趣：一方面是理性的语言，另一方面是诗意的抒情式的语言。另外，我也注意到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再者，我们都想表达某种立场，或者传授某种教诲，但我们都不愿意以推理的方式去做，而是通过虚构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杰克·儒埃对于把理性语言与抒情语言对立起来表示有所保留：语言就是语言，诗歌的空间并不局限，也并不特别宽广。我写诗时，并不想采用理性语言之外的其他字眼。
也斯解释道：我指的是，将语言更多地作为创作的工具，而不仅仅是表达的手段。
杰克·儒埃表示，名称的抒情运用并非就是语言或想象空间的精华之精华，甚至有可能导致诗意语言脱离现实，不负责任。
也斯表示同意。他曾关心过法国作家克若和文学潜能创造社（OULIPO）的活动，即为创作而对语言进行实验。
两位译者参与讨论
杰克·儒埃小说的译者为李金佳。他介绍了法文Hélice变为Elissse时，中文是如何处理的：翻译时应如何兼顾原文的生动笔法和与“螺旋桨”一物的联系呢？音译固然可以考虑，附以脚注解释意思。但由于名称包含了丰富的意象，所以应着重译义。为了保留该人物名字的含义，Hélice在文中首次出现时，我先译为语义对等的“螺旋桨”，然后利用中文丰富的蕴涵来组织文字游戏，中文同音字多，为翻译提供了解决办法。与“螺”同音的共有六十多个字，我选用“罗”，是因为它是中国人最常见的姓氏之一，体现了女主人公渴望拥有一个真正名字的愿望。至于Elissse中三个“s”重叠，我译为“罗旋旋旋桨”，三次叠用“旋”字还不仅取其音似，汉字“旋”字有“转动”、“旋转”的含义，“旋”字也预示了下文的旋转之梦。如此一来，翻译的过程既是补充，也是预示，既遵循了故事的逻辑，又加强了原文的线索。同“xuan”音的“玄”字还可见于老子的名句“玄而又玄再玄”。我并非凭空添加这一联想，原文滑稽可笑的场面，絮絮叨叨、令人晕眩的氛围就提供了很好的依据。文中一连串的文字游戏将一系列的画面、各种含义穿插联系在一起，给翻译带来了许多困难。翻译须讲求整体连贯统一，又不失诙谐风趣。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中尽管遇到问题，但原文的难点、丰富的特性和内在的联系恰好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诸多良方。
译者的思索和翻译的取向令杰克·儒埃感到由衷欣喜。也斯亦表示欣赏，同时建议对Elissse的译名“罗旋旋旋桨”进行缩减，使之更像一个中文名字。
德琳是也斯小说的译者。她认为，从语言上，翻译该文很有意思，其中采用多种语言，中文、英文、日文，甚至还有法语：小说里有些字可选用中文或日文的发音，如“松业家”酒店和“一力亭”茶店，我在译文中决定保留日语发音。中文里的五月“黄金周”，我译为Golden Week，因为日本人本来用法如此。我觉得小说有意让人觉得迷茫不清，不知所措。几种语言交错混杂，带着不懂的字句进行交流，正可加强这一效果。我特别点出这种迷茫不清的感觉，是因为我也有同感。我们无论来自西方还是亚洲，掌握一门还是多国语言，我们都是外国人、外乡人。我在译文之中尽力表达京都一行的迷失、张皇和奇异的感觉。
总体上，也斯对译者的选择表示认可。
总结
安妮·居里安注意到两篇小说都反映了人物与时间空间的丰富联系，这恰恰体现在有意重新命名或希望更改原名这点上。螺旋桨过了若干年后才去申请改名，而罗杰也是二十年后才重返京都，这前后跨越时间大致二十年，即一代人的时间。她于是问两位作家，更改名字的需要或愿望无论出自个人或群体（而且往往是群体），是不是由于一代人的时间流逝或另一代人意识警醒而引发的呢？
也斯表示：我教学接触的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很自然、不假思索，对于他们却并非如此。讲起日本，我想到的是川端康成那样的大作家，而年轻人想到的却是通俗文化。但同时，我又需要理解青年人，要了解他们的观点以便向他们传授我所掌握的东西。所以，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也许的确是反映了两代人：男的比较年长，女子几乎比他年轻了整整一代。我着意让这两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关心他们之间如何交流。
安妮·居里安认为，正如德琳所指出的，也斯的小说有意让人感到迷糊不清。人们觉得把握不住自己，没有自报姓名身份，希望更名改姓，却又做不到。各种文化相互渗透融合。日本文化的确是涌入了香港，但日本本身也受到了文化渗透的影响，迁移现象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我看到也斯小说的人物在京都老城游览寺庙时，认为所循的“哲学之道”一名已不能表达他们的感觉，他们认为要重新命名。结局一幕，在现代的新型空间中，人们随意徜徉迷失，但，按杰克·儒埃所说的，他们却充满乐趣，而须为这个新空间找到新名字。另外，在杰克·儒埃的小说里，我也注意到尽管人们有意为各种事物重新定名，无论是专名还是像香蕉那样的日常生活物品的名称，最终不也是不得其门而入吗？因为结局就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啊。文中有一处某个人物甚至表示，应对人脸上的各个部位重新命名。相对于名称，又如何界定身份呢？总之，面对各种各样的疑问，我认为值得称道的是，螺旋桨一词，凭其名称就多次启发了虚构想象。
（黄迅余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