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县委书记的特殊经历（上）（１９６６一１９７６）
作者：佚名
我叫高中德，1966年，在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任县委书记。
这样一个偏远小县的文化大革命，具体是什么时候、怎样开始的，说不清楚。事情不会是齐斩斩的。都说这年的“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早已是风雨欲来风满楼了。再说，建国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远的不说，就是进入60年代以来，就有“反五风”、“社教”、“四清”，所以我们基层干部看到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也是把它和其他的政治运动一样看待的，哪里会想到它后来在全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和规模。
县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措施。主要是响应“破四旧”的号召，向大家宣传要把“洋碱”、“洋铁盆”叫做“肥皂”、“脸盆”，把“洋丝瓜”叫做“丰收瓜”，还对一些有“四旧”色彩的地名重新命名，例如把县委大院后面的“府后街”，改为“反帝路”。当时，“破四旧”和“立四新”是放在一起提的，“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当然也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武定中学的一些新生，还自发地把大礼堂门前的两个大石狮子给推倒了。
到了11月初，上昆明参加省、地、县领导出席的三级干部会议，才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会议要求县委第一书记和宣传部长参加，我们的住处是翠湖宾馆。红卫兵用大幅的红布挂出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后来在全省各地到处都常常看到：“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过道的红地毯上，也被红卫兵刷上了黑字大标语：“炮轰省委!火烧市委!”这“炮轰”、“火烧”，也是文革初期最常见的用词。造反派们当时很爱唱这样一支歌：
(唱)混蛋的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
文化大革命谁敢来阻挡?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要牛鬼蛇神的命。
看保皇派，
痴心保皇吓破了胆，嗨，吓破了胆。
(齐呼)混蛋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死心踏地保，叫你也完蛋。
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陈伯达关于批判“刘邓路线”的报告，也传达了毛主席批评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的指示。第一天的大会，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作了报告，要求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请大家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敢提意见，害怕这会不会是又像反右一样，引蛇出洞。看着红卫兵无法无天地写大字报，毫无顾忌地呼口号，大家还有一种以后有你好看的心理。但是省委一再要求大家提意见，不提红卫兵也不答应，以为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是“保皇派”，大家也就开始提意见，主要是针对一些省委领导的工作作风和特殊化问题。
由于会议常常会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开大会时，我们的会场经常变换。记得有一天下午，好像是在艺术剧院开大会，不知是不是怕红卫兵知道了会来干扰，会场上连麦克风都没有。那次是刘明辉省长作检讨，谈自己的特殊化问题。听说大家对刘省长的特殊化意见比较大，他一家本来已经住着很大的房子，但是还在交际饭店开了房间，并且还常带着老婆孩子去白吃白住。还有人说，他还常常动用水上公安的汽船到滇池打野鸭。这些都是在省上工作的同志揭出来的，在县里工作的我们，平时从未听过这些事情，不知道真不真。
刘明辉省长穿着一件短军棉衣，孤零零地站在戏台上，面前连张桌子都没有。只见他表情沉重，语调缓慢地说着什么。由于没有麦克风，他说的什么内容我一点都听不清。
省委工作会议原定开一周左右，但一开就是近一个月，红卫兵不准散会，说是要让代表们留下来揭出省委的问题，帮助省委批判资反路线。每次批判大会，阎红彦等省委领导都参加，坐在台上。不断有红卫兵和造反派上台揭发，说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还说省委已经整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就放在公安厅，要省委交出黑材料。在揭发批判的过程中，常常提出问题要省委领导答复和表态，但又不愿听省委领导的解释，总是打断省委领导的话并抢夺麦克风。这个时候，台下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就起轰(哄)，呼口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轰省委，火烧市委!”
后来就发展到“打倒李井泉(当时的西南局书记)!”“打倒阎红彦!”也有喊要“油炸”省委领导的。那些口号，开始我们是不敢跟着喊的。见我们这样，周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就又高呼口号：“三干会代表是保皇派!”“打倒保皇派!”
后来我们也就跟着喊，但多年的政治经验还是使大家心里都有个分寸，“彻底批判”自然举起拳头跟着喊，像“炮轰”、“火烧”乃至“油炸”某某之类。大家也跟着喊，但对“打倒”某某的口号，大家就装作跟不上一拍，或是举起拳头挥一下嘴里不出声。在我们这些代表看来，“炮轰、火烧、油炸”等等只是表达一下情绪，但“打倒”则是涉及政治原则的问题，乱说不得的。
后来省委终于和红卫兵达成协议，让来开会的书记先回去，主持日常工作，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宣传部长则继续留下来帮助省委揭批资反路线。我回武定没几天，文瑞知同志(县委宣传部长)也回来了。他说，他是“钻狗洞跑回来的”。红卫兵守住大门不让走，他就从后院的一个涵洞钻了出来。所以这次会议最后是怎样收场的，我也不晓得。
宣布各县可以先回去一个人的那天，省委书记阎红彦给大家作了一次讲话，地点是在省军区礼堂。他穿着一件呢子大衣，脸色疲倦，声音也不像平时那样有力。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今后，省委也不能领导你们了，你们就各人顾各人了。大家听了他的话，非常震惊，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
1967年1月初的一天，州委办公室打来电话，要第一书记接。电话通知说，阎红彦同志被逼服安眠药身亡了。我马上就想到了不久前他所说的省委也领导不了你们的话，眼泪随着就流下来。
放下电话后，我立刻就召集县委常委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和我一样，几个常委都很震惊，心情沉重得很，有人还抽泣起来。我想，大家一是为阎书记的去世悲伤，一是为自己的未来担忧。我又想起了阎红彦书记那天在会上所说的话：今后你们就自己顾自己了。
二
开完省里的三干会回到县里后，我们也模仿省里的做法，召开了公社党委书记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陈伯达批“刘邓路线”的发言，也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有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的批评。从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