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期盼乌托邦

作者:拉塞尔·雅格布




  编译/王雁翎
  
  朱利安·威斯特出身于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他长期为慢性失眠所苦,家人给他在地下室安排了一个隔音的房间。在这个“隔音卧室”里,他常召来催眠师帮助他入睡。只有黑人家仆索耶知道这件事。一天晚上,催眠师临走时嘱咐索耶第二天早上九点喊醒威斯特,但索耶给忘了。碰巧次日发生火灾,住宅被毁,大家都认为威斯特葬身火海。然而,地下室完好无损,威斯特只是睡着了。一天,正在扩建住宅的李特医生雇来一群工人,他们在开挖中发现了地下室,看到威斯特还在昏睡。这一年是2000年。
  《回顾》一书就是这样开始的,此书是爱德华·贝拉米作于1888年的一部乌托邦小说。到1900年,它的销量仅次于《汤姆叔叔的小屋》,而且也是第二本销量超过百万册的小说。这本书在出版后的几年内,就被翻译成了各种主要语言,仅俄语译本就有七种。托尔斯泰对此书的推崇,促成了第一个俄译本的出版,他认为这本小说非同凡响。确实,对许多读者和评论家来说,《回顾》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以威斯特醒来时的2000年的和谐平等的社会来衡量,作者认为十九世纪工业社会是原始而野蛮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认为,就世界范围的影响而言,《回顾》仅次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杜威相信,“《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反奴隶运动的”,而贝拉米的书则是要“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制造大众舆论”。
  如今,在贝拉米所展望的人类充满希望的2000年,这本书却不再引起共鸣,其现在的读者大多是学习美国史的大学生,而不是1880年代聚集在俱乐部里讨论贝拉米思想的普通公民。有人认为此书令当代读者望而却步,甚至还很滑稽地使用了一些离奇古怪的措辞用语。对许多人来说,《回顾》乐观的乌托邦主义看上去很傻;这种判断未免过于简单。
  威斯特醒来后看列的世界,以二十一世纪的眼光来看,其细节确实显得陈旧过时了。早在1922年,对此书深有体会的读者刘易斯·芒福德,就在《乌托邦的故事》一文中写道:贝拉米“为我们描述的将来,在二十世纪大部分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使我们痛感到他的乌托邦实在有限。”今天,至少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可以为远远超过贝拉米2000年幻想的巨大进步而自豪。贝拉米对今天已成为现实的一些发明创造诸如摩天大楼、信用卡(他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和收音机(贝拉米的乌托邦市民通过电话收听古典音乐,这使醒来后的威斯特大吃一惊)的宽泛思考似乎有点可笑,然而他对人类未来将面临的困境的想像,却是开阔大胆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对人类完善性的前景已不抱希望,变成彻底的玩世不恭。我们面对消费社会别无选择,甚至无法想像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回顾》所包含的美好幻想,112年后的今天非但没有实现,还要被当作无望的陈词滥调抛弃。
  威斯特逛完贝拉米想像中的2000年波士顿的街道,回来后问李特医生:“你和商人、银行家在一起做什么?”李特医生告诉他,“今天人们出自友谊才互赠礼物、交流感情。”他们认为买和卖是一种反社会的教育,“每个人的利益追求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威斯特很震惊。那市场还有什么用?他的疑问使李特意识到,在威斯特那个年代,是由市场来决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的。李特认为这种制度可以有效运行,但也会导致巨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最危险、最繁重、最令人厌恶的工作通常是由最低收入阶层来做的。”每个人的兴趣、利益都是与他人相冲突的。而且,在贪欲的驱使下,缺乏调节的市场产生了大量的公司,贫困、不安全、不平等蔓延开来。“如果人类不能作一个更好的规划,那将非常遗憾。”
  许多人同意这个看法。贝拉米的书产生在盛行空想的年代。十九世纪充满了种种乌托邦书籍和设想,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十二年里,大约就有一百部乌托邦小说出现。对那时的普通公民和评论家来说,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1890年,雅各布·罗斯出版了《另外一半人怎样生活》一书,揭露了纽约的贫穷。整整四分之三的城市人口住在沉闷的出租屋里,这些地方是“公众冷漠和个人私欲的邪恶产物”,居民经常死于疾病或犯罪。罗斯计算纽约为供养“一大群乞丐、罪犯和贫病交加者”,需要在监狱和医疗保健方面花多少钱。而同时《纽约世界》和《纽约论坛》的编辑们则在竟相汇编过去一个时期工业百万富翁的排行榜: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经营肉类起家的古斯塔夫·斯威夫特,经营粮食发财的查尔斯·皮尔斯伯里等。
  贝拉米得出了一个和许多人相同的基本结论:必须有一条更好的道路。他规划出一个以团结友爱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享有同等财富。社会必须赡养那些瘸子、盲人、病人和弱者,并使之具有与健康人同等的地位。威斯特对此慈善行为很惊讶。李特则责备说,给弱者的支持当然要超过强者,两者怎么能一样?威斯特反问,“如果你家有个生病的弟弟,你供给他的食物、居室和衣物会比你自己少吗?”当然不,他争辩说,同胞亲兄弟不能和抽象的兄弟责任相比。“你说的是十九世纪!”李特解释说,而且,如果他要总结2000年的社会现实,简而言之就是“团结”和“人们的兄弟情谊”;这些字眼对十九世纪来说“仅仅是美好的短语,但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是必须的。”
  贝拉米的书既汲取又发展了乌托邦精神。在它出版后二十年间,不同派别的改革家和新闻记者都从《回顾》中汲取灵感。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所改变,用历史学家尤金·韦伯的话说,“在1917—1918年达到顶点的种种美好愿望,因其无法实现而被放弃。”卡尔-曼海姆出版于1920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则明确表明了对乌托邦逐渐增长的不信任。在曼海姆看来,知识分子对重大的社会变革方案从来都持怀疑态度。他的观点抓住了这个世纪的精神——否定乌托邦理想。今天提起乌托邦这个词时,我们就会想到反乌托邦的小说《1984》和《勇敢的新世界》。
  反乌托邦的思潮一直充斥于我们的文化。学界的通行观点认为,乌托邦意味着集中营,而乌托邦分子则梦想成为监狱看守。罗伯特·康科斯是研究苏维埃恐怖时期的最重要的史学家,格特鲁德称赞他在其新书《世纪创伤的沉思》中说出了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真相。而苏维埃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马丁·玛丽安所作的《苏维埃的悲剧》一书的最后一章,标题直接就是“乌托邦的反常逻辑”。现在人们大多认为,乌托邦理想主义差不多就是极权主义屠杀的前奏。即使最温和地表达乌托邦的坚定信念,也会招致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嘲笑。十九世纪对未来和平、平等的社会的期望是普遍的,而现在却几乎绝迹。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设想社会能从根本上得到改造,还有如此想法的人,往好里说是糊涂虫,往坏里说,简直就是危险分子。
  贝拉米对未来的幻想促进了极权主义,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毋宁说,他的幻想只是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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