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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障碍儿童融合教育语言教学模式论析
作者：雷江华 邓 猛
关键词 听觉障碍儿童 随班就读 融合教育 教学模式
分类号G762
为了推动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1988年特殊教育理论界提出了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教育主张。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发展特殊教育的方针》讲话中指出：“要在办好特殊教育学校的同时，有计划地在一部分普通小学附设特殊教育班或吸收能够跟班学习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逐步形成以一定数量的特殊学校为骨干，以大量特殊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的残疾少年、儿童教育的格局”[1]。随班就读是顺应国际融合教育发展潮流，结合我国国情实施融合教育的一种形式，是“我国基础教育工作者特别是特殊教育工作者参照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融合教育做法，结合我国的特殊教育实际情况所进行的一种教育创新”[2]，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特殊儿童的需要，是对过去特殊儿童单一地安置于特殊学校的特殊教育模式的补充和发展，是根据特殊儿童的接受能力以及他们自身的愿望所采取的适合他们身心发展需要的普通教育形式。
听觉障碍儿童作为众多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之一类，安置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如何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听觉障碍儿童随班就读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模式，提高随班就读的教育教学质量，更好地促进听觉障碍儿童身心的最佳发展，就成为特殊教育界与普通教育界需要共同关注的主题。综观国内外听觉障碍儿童融合教育的教育教学模式，主要是借鉴听障教育语言教学模式，并将其予以改进与完善，以应用于普通班级中听觉障碍儿童的课堂教学。听障语言教学的模式主要存有口语教学、手语教学、综合交流等模式，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口语教学与手语教学孰优孰劣的问题，内容涉及到口语与手语的性质、地位与作用，直至存废的攻讦。综合交流模式正是为缓和两种教学模式的争论而采取的折中之法。这种争论同样波及到了听觉障碍儿童的融合教育，主张口语教学者认为通过听语与视话可以使听觉障碍儿童很好地融合到普通班级中，分别衍生出视话教学模式与听语教学模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听语教学模式逐渐占主导地位，赞成听觉障碍儿童融合教育的人员藉此特别主张利用残余听力以及助听器、电子耳蜗等辅助设备来促进听觉障碍儿童的融合教育。主张手语教学者认为手语是听觉障碍儿童的母语，为了促进听觉障碍儿童的融合教育，应该为他们配备手语翻译或者懂手语的课堂教师，以保障听觉障碍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而赞成综合交流者认为只要是有利于听觉障碍儿童融合教育的语言交流方法，均可以择优予以综合利用，包括听语、视话、手语、书面语、表情姿势等。听觉障碍儿童融合教育的教学模式因此推演出包括听语教学模式、视话教学模式、手语教学模式、综合语言教学模式等几种形态。
1 听语教学模式
听语教学模式作为口语教学的一种模式，缘起于18世纪被流放的西班牙犹太人泊瑞尔（Pereire, Jasbo Rodrigue）在1767年将扩音喇叭用于聋学生的教学，这种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用扩音喇叭刺激聋生的听力，证明了如果对聋人的残存听力进行有效的刺激，对于改善聋人的听力、刺激聋人语言的发展都是十分有效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后来的聋人教育实践中，医生、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将扩音喇叭的原理进行加工、改造，制成了助听器，进一步用于聋童的语言开发和教育[3]。它强调利用残余听力和助听设备来加强听能训练，以通过听觉系统来回归正常人世界的口语教学法，如有的教师在对聋人进行语言训练时就是用遮蔽物挡住听觉障碍儿童的视线，以避免其利用视觉信息来进行言语感知，强调听语法。如“国外某些口语法倡导者，采取极端主张，只用听觉，完全排除通过视觉以读话辅助听话。因为在他们看来，用眼睛去读话也可能抑制耳朵去听话，就是说，只剩下‘听’这一条路时，便会死心踏地去‘听’了”[4]。在北美聋校中，79%的聋与重听学生使用助听器，其中67%的学生是每堂课都坚持自始至终地使用[5]。英国和瑞典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向聋儿免费提供助听器，各种专业人员（教育心理学者、聋校教师、医生、社会工作等）相继访问孩子家庭，教聋儿说话，教家长以方法等”[6]。听语教学模式因可以使听觉障碍儿童与正常儿童一样利用听觉进行语言感知，可以较好地解决听觉障碍儿童在聋校中隔离接受教育的弊端，受到了很多国家推崇融合教育人士的欢迎。
目前我国香港地区听觉障碍儿童的融合教育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为了促进听觉障碍儿童语言的发展，由“香港教育署特殊教育组及卫生署负责听觉评估，制造耳模，分配个人助听器（政府免费提供）”[7]，并且要求配备专门的言语语言康复训练师对听觉障碍儿童定期进行语言康复训练，从而确保听觉障碍学生在普通学校的普通班级能够跟班学习，在学术能力与社会技能方面得到与正常儿童一样的发展。正是由于香港听觉障碍儿童融合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但促使听觉障碍儿童更多地就读于普通学校，而且使很多专门为听觉障碍儿童设置的听障学校纷纷转为主流学校。但是很多从事听觉障碍儿童教育的资深人士对此发展潮流的极端化表示了一定的担忧。明爱达言学校校长陈美芬认为，因真铎学校转为主流学校，另外两所听障学校——启声学校和明爱达言学校将陆续于2006、2007年结束，融合教育令听障学生转读主流学校，她担心日后全港仅剩1所听障学校，学生未能得到适切的支援。教统局则认为，已转型为主流学校的弱听学校，由于有充足的师训配套，日后仍然可以提供适切课程，继续支援弱听学生。而路德会启聋学校校长陈国权说，弱听学童较易融入主流课程，全港约有1200名弱听学童，选择主流学校的学童，由过去600人增至近年900人。但他相信弱听学童对特殊学校仍有需求，因此学校无意转型[8]。
从事聋教育的专家之所以对采用听语教学模式将听觉障碍儿童安置在普通班级心存顾虑，一是担心听觉障碍儿童缺乏更为专业的资源支持；二是担心听觉障碍儿童以及家长对于接受教育的安置形式（普通学校教育安置与特殊学校教育安置）缺少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三是普通班级中的教师有很多并不擅长于听障教育，更缺乏必要而充足的培训；四是长期以来听语教学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例如《当代特殊教育》中提到，C.J.Jensema等人对美国聋生及特殊教育人员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聋与重听学生中能很好地运用口头语言的只有15.4%，较好地运用者占29.4%，较差运用者占21.9%，几乎没有说话能力的占20.5%，全然不能开口讲话的占12.8%”[5]。据香港、台湾有关专家的测试表明：植入电子耳蜗的聋儿，即便经过二三年的康复训练，仍有95%依赖视觉线索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即需要借助视话来帮助他们理解他人的话语，只有5%可以不借助视话而光靠听来理解会话内容[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