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士大夫对佛教的怀疑嘲笑态度
在一种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会伴随着人们对它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有肯定，有否定，有赞成，有反对。这两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既排斥又依赖。在唐代士大夫普遍崇佛的情况下，反对者也是代不乏人。不过为一时的社会风气所熏习，以及社会认识能力所限制，立场坚定、界限分明者寥若晨星，对佛教持不固定的反对态度或对统治者大做佛事表示异议的人，则是其中的多数。因而在佛教氛围的笼罩下，士大夫就像掉进了五味瓶中一样，酸甜苦辣咸，一应俱全。这里分为态度、言论、行动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张谓在《长沙失火后戏题莲花寺》诗中写道："金园宝刹半长沙，烧劫旁延一万家。楼殿纵随烟焰去（一作尽），火中何处有（一作出）莲花？"（《全唐诗》卷197）佛教密宗的修行方式有所谓护摩法。"护摩"是"烧"的意思。用佛教的智慧之火，烧掉自身的一切烦恼，就可以从中生出菩提芽，达到觉悟的境地。这叫做内护摩。密宗还宣传把杂花投入火中烧，可随花色得到衣服，烧五谷可得谷米，烧柏木可得奴仆，加盐烧可得天女，等等。密宗人为了得到一所庄园，就一次烧掉十万茎青莲花。（今人郭朋《隋唐佛教》第595-600页，济南：齐鲁书社，1980）然而长沙大火迫使人们面对现实仔细思量，作为佛教象征的莲花在哪里呢？作者是以轻松的"戏题"口气表达出对佛教力量的怀疑的，那背后作为代价的却是长沙万户人家的失火损失。罗隐《甘露寺火后》诗说："六朝胜事已尘埃，犹有闲人怅望来。只道鬼神能护物，不知龙象自成灰！"（《全唐诗》卷662）已经由怀疑进而否定了。既然鬼神龙象尚且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还有力量去护佑其他呢！什么龙象鬼神，什么神通广大，不过是弥天大谎而已。
皇甫冉和佛教的关系比较深，有时也难免有点小不敬。在《问正上人疾》诗中，他写道："医王犹有疾，妙理竟难穷。"（《全唐诗》卷249）赵嘏《题僧壁》诗毫不掩饰自己的嘲笑态度，说："溪头尽日看红叶，却笑高僧衣有尘。"（《全唐诗》卷550）汪遵的《梁寺》诗则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否定佛教，嬉笑怒骂，更为犀利："立国从来为战功，一朝何事却谈空！台城兵匝无人敌，闲卧高僧满梵宫。"（《全唐诗》卷602）僧徒有取号为文章大德的，赵璘讥讽地问道："夫文章之称，岂为缁徒设耶？"（《因话录》卷4）
其实用不着谁来向佛教表示怀疑嘲笑的态度，佛教本身就含有这些成分。战争和政府的毁佛行动给予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几乎使它一蹶不振。佛像销毁，僧尼还俗，财产充官，寺院拆除，佛教自身尚不能保，又怎么能向世人显示力量呢？王建《废寺》诗说："废寺乱来为县驿"（《全唐诗》卷301），就从一个特写镜头，向世人昭示了这样的内容。当驿站的驴马将其粪便狼籍地陈列在这曾经是不可亵渎、不容凌辱的神圣寺院时，它本身难道还不具备讽刺的意味吗？
二、 士大夫对佛教和政府大做佛事的批评言论
唐初的傅奕是首先从理论方面批判佛教的人。当时的僧人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一书中，把傅奕列为道教的代表，因为他"先是黄巾"。但从身份来说，傅奕已经由道士还俗，成为在朝廷中担任太史令职务的封建士大夫。在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的上疏中，他说：佛教的传播，"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佛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他建议令僧尼还俗婚配，生儿育女，即可"益国"、"足兵"。在朝廷上讨论佛教的处理问题时，他又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傅奕以85岁的高龄逝世。临死前，他告诫其子说："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汝等勿学也。"他一生"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旧唐书》卷79《傅奕传》）可见，从反佛主张来说，傅奕主要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为国家着想。在唐代士大夫的反佛文字中，韩愈的《谏迎佛骨表》相当出名。但此表的论点、论据和腔调，古人已觉察到是和傅奕的上疏一脉相承的。北宋人邵博说："愈之言，盖广傅奕之言也。"（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8）南宋人陈善说："韩文公《论佛骨表》，其说始于傅奕。……愈特敷衍其辞耳！"（南宋陈善《扪虱新话》卷1，《韩文公论佛骨表其说始于傅奕》）清人梁章钜也说：傅奕的上疏"即韩公《论佛骨表》之蓝本"。（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18）因此，我这里把傅奕作为唐代士大夫反佛的先驱者来看待。除了傅奕、韩愈，在唐代各个时期，尚有狄仁傑、李峤、张廷珪、苏瓌、桓彦範、魏传弓、吕元泰、韦嗣立、甯原悌、薛谦光、慕容珣、辛替否、裴漼、姚崇、杨炎、张镐、高郢、常衮、李叔明、彭偃、裴伯言、李翱、李岩、舒元褒、崔蠡、李德裕、白居易、萧倣、李蔚、孙樵、杜牧、刘允章等人，或对佛教本身加以反对，或对统治者大做佛事提出批评。他们的言论涉及很多方面。
（一） 经济方面
佛教广占田亩水硙，大量编户为逃避赋税徭役而度为僧人，使国家失去了对很多生产资料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僧人过着"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生活。一个僧人一年的衣食费用约三万铜钱，"五丁所出，不能致此"。天下僧尼数十万人，"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旧唐书》卷127《彭偃传》）佛寺在逐渐增多。一些贵人死后，"第宅亭台不将去，化为佛寺在人间。……寺门敕榜金字书，尼院佛庭宽有馀。青苔明月多闲地，比屋疲（一作齐）人无处居。忆昨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一作家）尽为寺"。（《全唐诗》卷427，白居易《新乐府·两朱阁 / 刺佛寺浸多也》）造寺"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馀，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佛寺几乎和宫殿相当，壮丽和用度甚至超过皇宫。造寺不止，度人不休，"是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这样"免租庸者数十万"，以至于"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同时，僧徒"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甚至有穷人置自己嗷嗷待哺的幼子于不顾，"得百钱，必召一僧饭之，冀佛之助，一日获福"。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对于佛教敬畏之馀，也蓄有强烈的不满。会昌毁佛时，派出四位御史到全国各地进行督促，御史乘坐驿车尚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杜牧《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共拆寺四千六百多所，招提、兰若四万多所，收上等美田数千万顷，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解放寺院奴婢十五万人，都收充两税户。
对于统治者挥霍钱财，大做佛事，士大夫也曾提出批评。武则天时期，立佛寺，造佛像，役无虚岁，有时费用太大，甚至令全国僧尼每天每人资助一枚铜钱。狄仁傑指出："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肤，不辞箠楚。……比年以来，风尘屡扰，水旱不节，征役稍繁。家业先空，疮痍未复，此时兴役，力所未堪。……设令雇作，皆以利趋，既失田时，自然弃本。今不树稼，来岁必饥，役在其中，难以取给。"（《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苏瓌以为"縻损浩广，虽不出国用，要自民产日殚。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新唐书》卷125《苏瓌传》）张廷珪援引《金刚经》的原理，劝告武则天说："佛者以觉知为义，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见也。"广造寺塔佛像，"盖有住于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佛教宗旨是慈悲为怀，可是大兴土木难免会"辗压虫蚁，动盈巨亿"，贫苦百姓"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箪食瓢饮，晨炊星饭，饥渴所致，疾疹交集。岂佛标徒行之义，悯畜兽而不忍残其力哉？"（《旧唐书》卷101《张廷珪传》）李峤建议说："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馀贯，若将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馀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无穷。"（《旧唐书》卷94《李峤传》）可见，即便一些奉佛的士大夫，也认为在天下虚竭、海内劳弊、边境未宁、镇戍不息的情况下，大做佛事对国家不利，转而采取反对态度。唐中宗、唐睿宗时期，基于同样的理由，吕元泰、韦嗣立、甯原悌、辛替否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唐宣宗上台后，否定会昌毁佛，着手恢复佛教。孙樵上疏指出："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十户不能养一僧"。唐武宗毁佛，十七万（此数字误，应作二十六万零五百）僧人还俗，"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他还批评唐宣宗即位以来几年间，"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条）唐末刘允章痛斥"国有九破，而无一成"的时弊时，把"广造佛寺"（《全唐文》卷804，刘允章《直谏书》）作为一破，情况相当严重了。
（二） 政治方面
佛教主张做佛事祈福，对以往的罪过可以忏悔，对未来的福分可以祈求，甚至可以做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就使坏人得到鼓励。他们不怕法律，为非作歹，成了阶下囚时，才在"狱中礼佛"，"规免其罪"。（《旧唐书》卷79《傅奕传》）本来"刑德威福，关之人主"（《旧唐书》卷79《傅奕传》），由于佛教干预社会生活，便"权归于佛"（《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了。这无疑危害了社会治安，削弱了朝廷的权威。在佞佛热形成后，"搢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朝廷贵臣，曾不一悟"。（《广弘明集》卷11，傅奕《上废省佛僧表》）这造成了"高士著幽禅，……朝署时遗贤"（《全唐诗》卷337，韩愈《送灵师》）的状况，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内部力量，产生了离心作用。"法事所须，严于制敕"（《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佛教竟然凌驾于政权之上。"此而不救，奚其为政？"（《旧唐书》卷127《彭偃传》）佛教的滋蔓已到了"入家破家，入国破国"（《广弘明集》卷11，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傅奕语）的严重程度，难免会从内部蛀空封建统治的支柱。
士大夫还对一些具体事情发表了看法。唐中宗时，京师普遍议论胡僧慧範假托佛教，出入禁闱，挠乱时政。桓彦範上表说："孔子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假鬼神以危人者杀。'今慧範之罪，不殊于此也。若不急诛，必生变乱。除恶务本，去邪无疑，实愿天聪，早加裁贬。"（《旧唐书》卷91《桓彦範传》）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于仓皇之中即位，每天清晨和夜晚有数十名供奉僧在内道场念佛，声闻禁外。张镐上奏说："臣闻天子修福，要在安养含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旧唐书》卷111《张镐传》）唐文宗时，礼部侍郎崔蠡忠于职守，"上疏论国忌日设僧斋，百官行香，事无经据"。（《旧唐书》卷117《崔蠡传》）唐懿宗"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李蔚上疏切谏。（《旧唐书》卷178《李蔚传》）
（三）文化方面
佛教宣传地狱广大无边，积火焚烧，每天有千万生死，亿万世不竭。到处画出这样阴森恐怖的图画，令人"毛立神骇"（《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严重摧残百姓的身心健康。政府举行迎佛骨的重大活动，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是一件"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韩昌黎集》卷39，《谏迎佛骨表》）的事，毒化了社会风俗。佛教主张舍俗出家，不恋世情，势必会使人类断种，世上只会留下"畜兽禽鸟鱼鳖蛇龙之类"，使朝廷的统治随着其臣民的消失而化为乌有。佛教在中国的肆虐，既然能达到举足轻重的地步，那么，严夷夏之防就变成了一句空话，反倒成为"以夷狄之风而变乎诸夏"（李翱《李文公集》卷4，《去佛斋》），"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仪之俗"（《新唐书》卷147《李叔明传》载裴伯言语），完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心理。
（四）历史经验
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历代长治久安，民风淳朴。此后，情况发生逆转。东汉明帝在位仅18年，其后乱亡相继，国运不长。十六国时，龟兹僧鸠摩罗什来长安翻译佛经，后秦国君姚兴亲自执本对翻。"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北朝时，"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篾如！"（《旧唐书》卷96《姚崇传》）当时南北政权的多数君主，奉佛都很虔诚，但统治年代更为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48年，三次舍身施佛为寺奴，"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韩昌黎集》卷39，《谏迎佛骨表》）到了唐代，唐中宗、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张夫人等，都崇奉佛教，竞相造寺度人，然而"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旧唐书》卷96《姚崇传》）可见事佛求福，反而得祸。一旦国家遇到战争和饥荒，"沙门不可擐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国将不国的危险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五）处理方略
鉴于以上的理由，他们提出一些亡羊补牢的处理意见。韩愈纲领性地提出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昌黎集》卷11，《原道》）傅奕提议将佛教彻底取缔，"退还天竺"。（《广弘明集》卷11，傅奕《上废省佛僧表》）至于僧尼，责成他们还俗婚配，可结成十多万户家庭，生儿育女，既可富国，又能强兵。这样的话，"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旧唐书》卷79《傅奕传》）彭偃建议：僧尼也承担赋役，50岁以下的和尚每年输绢四匹，尼姑两匹，杂色役与百姓相同。只要就役输课，当僧尼就没什么关系了。有才智愿意当官者，可以当官，愿意还俗者，可以还俗。这样，国家收入即可增加三分之一，"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旧唐书》卷127《彭偃传》）裴伯言根据"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的儒家教条，建议64岁以上的和尚和49岁以上的尼姑，"许终身在道，馀悉还为编人，官为计口授地"，收废寺为庐舍。（《新唐书》卷147《李叔明传》载裴伯言语）李叔明建议将他所负责的剑南东川的佛寺定为三等，上等寺僧人定员为21名，中等寺14名，下等寺七名，其馀全部还俗，兰若道场无名者一律废毁。（《新唐书》卷147《李叔明传》，《旧唐书》卷127《彭偃传》载李叔明语）对于所谓佛骨，韩愈建议"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昌黎集》卷39，《谏迎佛骨表》）姚崇教诲儿孙要世世代代提高警惕，抵制和反对佛教，办丧事若必须顺从俗情的话，设斋布施都不能铺张（详下节）。杜牧则为会昌毁佛大加礼赞，希望后代记住这个功勋，作为借鉴。（《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三、 士大夫对佛教的打击行为
一些僧徒作恶多端，蔑视法律，甚至卖弄权势，多所干涉。士大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打击。士大夫在理论上批判佛教，单单凭借自己的一张嘴、一支笔，就可以做到，要对佛教徒进行打击，非凭借国家的行政、刑法能力不可。士大夫打击恶劣僧徒，现象大致相同，而性质则有别。这里，我先将各类现象摆出来。
武则天当政时期，培植了一些自己的私人势力，京兆人冯小宝亦在其列。武则天"欲隐其迹，便于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并改名为薛怀義。薛怀義有恃无恐，他的下属犯了法，也无人敢问。右台御史冯思勖履行职责，多次依据法律，进行弹劾。薛怀義怀恨在心，在路上遇见冯思勖，竟然命随从上去狠打一通，几乎要了他的命。薛怀義后来不愿入宫，常住在白马寺中，刺血画佛像，选了一千名强壮丁男度为僧人。这引起侍御史周矩的疑惑，就以奸谋罪奏请处理。周矩"穷其状以闻，诸僧悉配远州"，但终究为薛怀義构陷，自己下狱免官。（《旧唐书》卷183《薛怀義传》）左相苏良嗣在朝堂遇见薛怀義，薛怀義偃蹇不为礼。苏良嗣怒不可遏，"命左右捽曳，批其颊数十"。（《资治通鉴》卷203，武则天垂拱二年条）
唐中宗时，胡僧慧範交游权贵，参与宫廷斗争，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唐中宗多次轻骑微行幸其居室。桓彦範上表论慧範执左道挠乱时政，请予正法，唐中宗不予理睬。后来，慧範势倾内外，侍御史魏传弓发其奸赃四十馀万，请处以极法。唐中宗不得已，削黜慧範的官爵，放还于家。（《资治通鉴》卷208，唐中宗神龙元年、景龙元年条）到唐睿宗时，慧範又仗着太平公主的势力侵夺民田，御史大夫薛谦光、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又上疏弹劾，进行斗争。（《资治通鉴》卷209，唐睿宗景云二年条）
李绅对于僧徒一向十分蔑视，很少往来，"或允相见，必问难锋起，祗应不供者，多咄叱而出"。（《宋高僧传》卷11《唐扬州慧照寺崇演传》）他看到元稹所写劝说僧人不要钓鱼的诗，很不以为然，笑着说："僧有鱼罟之事，必投入镜湖！""后有犯者，坚而不恕焉。"有个老僧谒见他，向他宣传因果报应。他问："阿师从何处来？"老僧答道："贫道从来处来。"李绅将他痛打二十下，说："任从去处去！"（《云溪友议》卷上）
李膺奉佛，但对于故投罗网的僧人毫不宽恕。他曾处理僧人结党屠牛捕鱼事："违西天之禁戒，犯中国之条章。不思流水之心，辄举庖丁之刃。既集徒侣，须务极刑，各决三十，用示伽蓝。"李翱处理僧人打架事："夫说法则不曾敷（趺）坐而坐，相打则偏袒右肩左肩。领来向佛前而作偈语，各笞去衣十五，以励三千大千。"又断僧通状说："七岁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称贫道，有钱放债。量决十下，牒出东界。"陆长源处理僧常满、智真数人同在娼妓处饮酒并烹宰鸡鹅等事："口说如来之教，在处贪财；身着无价之衣，终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谓头陀；神通何有净名，入诸媱舍。犯尔严禁，黩我明刑。仍集远近僧，痛杖三十处死。"韩滉处理僧云晏五人聚集赌钱喧争事："正法何曾持具（具足戒），空门不积馀财。白日既能赌博，通宵必醉樽罍。强说天堂难到，又言地狱长开。并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台。"（《云溪友议》卷下。按："以励"原作"以例"，"七岁"原作"上岁"，据《全唐文纪事》卷103引此条校改。）这些都是以国家的专政手段来打击违法乱纪、倨慢不逊的僧徒。韩滉当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时，京师爆发了泾原兵变，唐德宗出逃，一时形势吃紧。韩滉"毁撤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馀所，修坞壁，建业抵京岘，楼雉相属，以佛殿材于石头城缮置馆第数十"。并"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时滉以国家多难，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为备预，以迎銮驾，亦申儆自守也。"（《旧唐书》卷129《韩滉传》）这便是打击佛教，维护国家利益了。
对于妖僧危害人民的迷信活动，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请打击。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亳州盛传出了一种包治百病的"圣水"，于是接连数月远近各地前来求水者络绎不绝，其中有几十家雇一人前来取水的。妖僧以每斗水三贯钱的价格牟取暴利。取水的人又往所谓"圣水"中加进去另外的水转卖给别人。病人断食荤血十多天，期待着"圣水"解除病痛，饮后病情反倒加重。李德裕上疏说："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终无益黎氓。……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无益黎氓，归根结底，还是有害国家，所以朝廷很快就批准了。
由于士大夫对僧人的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斗争，一些庸僧对士大夫极为仇恨。《因话录》卷4说："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僧文淑公然聚众宣讲淫秽鄙亵的内容，危害很大，多次被杖背流放到边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