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外国佛教徒旅居或游学中国者为数不少。他们来自新罗、日本、天竺和西域国家。其中开元三大士梵僧金刚智、善无畏、不空和下文即将提到的一位天竺僧,还当上了帝王的御用僧人。因为新罗和日本僧徒人数较多,而且有的长期侨居中国,唐朝政府曾经制定过"新罗、日本僧人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唐会要》卷49《僧籍》)的政策。在唐代,佛教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性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天竺)。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来华的蕃僧中,一般地说,天竺和西域的僧人仍然是佛教的输出者,而新罗、日本的僧人则是佛教的输入者。
士大夫和蕃僧的关系,其内容仍然分为宗教活动和世俗生活两类。
宗教活动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天竺或西域僧人来中土译经时,士大夫奉敕在译场做润色、缮写、审订工作方面。北天竺僧宝思惟、南天竺僧菩提流志、罽宾僧般若译经时,就有张齐贤、薛稷、徐彦伯、卢粲、徐坚、苏晋、崔璩、陆象先、郭元振、张说、魏知古、归登、孟简、刘伯刍、萧俛等人做上述工作。(《宋高僧传》卷3,宝思惟、菩提流志、般若等传)此外,天竺僧不空打算回国,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到达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士大夫中能参与这种宗教活动的,只有显贵大僚和大手笔。
世俗生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士大夫和蕃僧的交游方面。他们平时往来,叙谈友谊。在蕃僧归国时,士大夫总是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祝愿他们一路平安,前程远大。
《法华经》卷6《隋喜功德品》说:"尔时佛告常精进菩萨摩诃萨: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诵若读若解说若书写,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父母所生肉眼,见于三千大千世界内外所有山林河海。"按照佛教的说法,同一日月所照的空间分为四大洲(四天下),东面为胜身洲(弗婆提),南面为赡部洲(阎浮提),西面为牛货洲(瞿耶尼),北面为俱卢洲(郁单越)。四大洲以须弥山(妙高山)为中心,以铁围山为外部。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一由旬为三十里,为古圣王一日运行的路程),日月旋转仅在须弥山的中腰。山顶是帝释天的处所。山上分为四方,每方八所,中间一所,总共三十三所,叫做三十三天,梵语称为忉利天。四大洲仅仅是一个小世界的范围。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由于一个大千世界包含着小千、中千、大千三个"千",所以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包含着十万万个小世界,还仅仅是一个佛土的范围。佛教的宏观世界观有着惊人的气魄和想象力。既然"三千大千世界内外所有山林河海"都处于佛的支配之下,偌大空间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和外国,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姚合《寄紫阁无名头陀(自新罗来)》诗指出:"山海禅皆遍,华夷佛岂殊?"(《全唐诗》卷497)可见士大夫和蕃僧的交游,是国内儒释交游的继续和扩展,佛教崇奉是他们思想的共鸣点。
在中国镀过金的新罗、日本上层僧人,在中国和回国后,都会受到尊敬,得到优惠。孙逖《送新罗法师还国》诗说:"持钵何年至,传灯是日归。上卿挥别藻,中禁下禅衣。"(《全唐诗》卷118)僧贯休《送僧归日本》诗指出:"想到夷王礼,还为上寺迎。"自注说:"有僧游日本,云:彼祗有三寺。上寺名兜率,国王供养;中寺名浮上,极品官人供养;下寺名祗上寺,风俗供养。有德行即渐迁上也。"(《全唐诗》卷831)又《送新罗僧归本国》诗说:"忘身求至教,求得却东归。……想得还乡后,多应著紫衣。"(《全唐诗》卷832)那炙手可热的架势,并不稍逊于达官贵人。这也说明了士大夫与蕃僧交往的基础是什么。
《全唐诗》收录的士大夫和蕃僧交往的诗,作者有沈佺期、孙逖、钱起、耿湋、张籍、刘言史、刘禹锡、姚合、顾非熊、姚鹄、项斯、皮日休、陆龟蒙、张乔、方干、吴融、李洞、司空图、韦庄诸人,从初唐到唐末,组成了一个系列。刘禹锡《赠日本僧智藏》诗,对智藏在华的生活有零星的介绍:"浮杯万里过沧溟,遍礼名山适性灵。深夜降龙潭水黑,新秋放鹤野田青。身无彼我那怀土,心会真如不读经。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这样)?"(《全唐诗》卷359)皮日休《庚寅岁十一月,新罗弘愿上人与本国同书请日休为灵鹫周禅师碑,将还,以诗送之》诗,表明士大夫与蕃僧之间还有文字交往活动。陆龟蒙《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相送》诗写道:"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书生。"(《全唐诗》卷629)可见一些蕃僧归国时,不惮辛劳,携带大量儒书和汉文佛典,对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提高自己民族的文明程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会昌毁佛给了佛教以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行政手段既不能消除人们的佛教信仰,也不能杜绝儒释交往。当时,佛教徒的处境极为困难,蕃僧也不例外。笃信佛教的士大夫对僧人有一种很自然的好感和同情心理,就自愿地承担起保护蕃僧的责任。日本僧人圆仁在毁佛高潮中由长安回国,"大理卿中散大夫赐紫金鱼袋杨敬之,曾任御史中丞,兼令专使来问何日出城,取何路去,兼赐团茶一串"。又"差人送书来云:'弟子书状五通兼手书,付送前路州县旧识官人处,但将此书通入,的有所益者'"。依靠这些书状、书信,圆仁一路上受到照顾和保护。职方郎中赐绯鱼袋杨鲁士,也送圆仁一些衣服和绢帛,供他化装俗人和蒙头之需,还送"茶二斤,团茶一串,钱两贯文,付前路书状两封"。东都崔太傅和郑州长史、殿中监察侍御史赐紫金鱼袋辛文昱,都殷勤接待,赠送绢帛。辛文昱甚至对圆仁说:"此国佛法即无也!佛法东流,自古所言,愿和尚努力,早建(达)本国,弘传佛法。弟子多幸,顶谒多时,今日已(一)别,今生中应难得相见。和尚成佛之时,愿不舍弟子!"(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
蕃僧中也有个别不法分子。唐末,一位通晓五天竺语言、精通大小乘的天竺三藏僧取道四川、云南回国,官府觉察到他形迹异常,把他拘囚在成都府,"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北梦琐言》逸文卷2,载《太平广记》卷349)虽然没有专门记载士大夫的所作所为,但是,不难设想,在负责审查、鉴定、处理这一间谍僧人的案件中,士大夫是做了具体工作的。不过,这种维持封建秩序的活动,有时竟闹到神经过敏的地步。唐玄宗时,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玄朗、玄法邀请扬州大明寺律僧鉴真到日本弘扬佛教,在办好干粮准备前往天台山国清寺的时候,因内部矛盾被诬告为"造舟入海,与海贼连"。那时,台州、温州、明州一带,所谓"海贼大动繁多"。淮南道采访使班景倩立即派人收捉,荣叡四人被捕达四月之久,经审查属于诬告才放出。(《唐大和上东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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