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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正月，也有一艘木船离开夔州（今重庆奉节），出夔门，过三峡，向荆楚大地驶去。船上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肺病、糖尿病等长期折磨着他，不到六十岁，已经齿落耳聋，右臂偏枯。两年后，就死在湖南耒阳的船上。
他就是“诗圣”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又因严武曾表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称“杜工部”。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如果说王维的思想中杂有佛，李白的思想中杂有道，那么，杜甫则可以算得上是纯儒。
杜甫的家世倒未必多么显贵，而且在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但是，却有两位先祖让杜甫引以自豪。一个是汉末名将，也是为《左传》作注的杜预。在他身上，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思想，即进入仕途，实现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另一个是他的祖父、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所以杜甫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他要像乃祖一样，成为一位大诗人。
但是，现实社会却并没有那么美好。唐代以诗赋取士，但杜甫却两次应试不中。第一次落第对他的打击不大，因为父亲在山东做官，“忤下功考第”（《壮游》），他就跑到山东、河北一带游玩，过了八九年“裘马颇轻狂”（同上）的日子。他的壮志尚未消磨，显得意气风发。《望岳》一诗，最能够代表他此时的心情：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天宝三载（744），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会，然后一起漫游梁、宋，并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天宝五载（746），杜甫参加了一次恩科考试。主持其事的是宰相李林甫，他一个人都不录取，然后向唐明皇道贺“野无遗贤”。满怀希望的杜甫成为这次骗局的牺牲品，这时他已经三十五岁了，于是，他留在长安求仕。
从天宝五载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载（755），杜甫困居长安十年，他求人汲引，向唐明皇上《三大礼赋》，又进《雕赋》，虽然“玄宗奇之”，命待制翰林院，但终究没有了下文。这十年间，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寄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尝尽了人生的艰辛。最后，被授予一个从九品的小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他到奉先县探望妻子，写下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诗中的名句。就在这个时候，“安史之乱”爆发了。
天宝十五载（756），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听到消息，安顿好家小，就准备赶去灵武。路上被安禄山叛军所擒，困于长安，写下了著名的《春望》《哀江头》《哀王孙》《悲青坂》《悲陈陶》等诗。
杜甫居然逃了出来，而且到灵武见到了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衬”（《述怀》），样子实在狼狈。肃宗被感动了，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这是一个八品的小官，但是可以天天上朝见到皇帝，杜甫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同上），大感知遇之恩。
但是他其实并不会做官，所以很快因为救房琯而得罪肃宗。回到长安以后，他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永远被赶出了朝廷。
他在华州、秦州、同谷等地呆了一段时间，这些地方是受“安史之乱”破坏最严重的地方，杜甫亲身经历了战乱，写下了著名的“三吏”“三别”和《羌村三首》等诗歌。
乾元二年（759），杜甫身杂难民中，历尽千辛万苦，于岁底来到成都，开始了他流寓两川近十年的生活。
四川未遭战乱，成都富庶繁华，锦江两岸风景秀丽，而且帅蜀的又是他的好友严武。杜甫在城西浣花溪畔修建了几间草屋，暂时安居下来。
这是杜甫一生中最安宁幸福的一段时光。“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他有一点满足了。他在《江村》诗中写道：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暂时的安宁，并没有消磨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在《释闷》中表现了他对国事的忧虑：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
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胡城。
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
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
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
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
当他听到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的时候，他是那样地高兴，写下了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他还写下了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达了他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杜甫在成都呆不下去了，于是一家人坐船顺江而下，来到夔州，居夔州西阁，并在瀼西又建了一座草堂。他的许多名作都写于这一时期，如《又呈吴郎》《登高》《秋兴八首》《八哀诗》《三绝句》《岁晏行》《壮游》《解闷十二首》《咏怀古迹五首》等。
年老时的杜甫思念家乡，大历三年（768），他领着家人离开四川，准备回老家。他乘舟出峡，辗转漂泊于湖北、湖南的江陵、公安、岳阳、潭州、衡阳一带。这时的杜甫，已是贫病交加，他最终没能如愿回乡。大历五年（770），病逝于潭州往岳阳的小舟上。就是在临死之前所写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他还写下了“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诗句，表现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深切关爱。
杜甫的伟大，在于他的思想境界极高。封建社会的许多文人，“达则兼济天下”尚且做不到，稍不如意，就“独善其身”去了；有许多诗人，诗歌中也有一些忧国忧民的内容，但是，说说而已，甚至以此求名。而杜甫的忠君爱国，伤时忧民，却是天性流露，一丝一毫做作都没有。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同上）。一直到晚年，他贫病交加，已经流寓于东川夔州了，仍然说自己“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他回家探亲，“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在这巨大的人生悲剧面前，他马上“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因为他们的状况比自己还不如。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他希望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是何等样的胸怀。
杜甫以如椽的诗笔，真实地记载了唐帝国“安史之乱”前后由盛到衰的历史，堪与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精神相比，他也因此被称为“诗史”。郭沫若曾经用“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概括杜甫的一生与诗歌，是非常恰当的。
杜甫的伟大，还在于他把诗歌的艺术性推到极致。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中评价杜甫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高到了极致。
从古到今（指唐代），名家辈出，风格各异，远不止“颜、谢之孤高”和“徐、庾之流丽”，我们不能尽举，也不必尽举，而在杜甫诗中，种种“体势”与种种题材都驾驭得得心应手，种种风格都运用得挥洒自如。
古往今来的诗人（其实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其他艺术家），都很难把什么都玩到极致。所以要么边塞诗写得好的聚一起，称为“边塞诗派”，要么山水田园诗写得好的聚一起，称为“山水田园派”；要么七绝写得好，如王昌龄，称为“七绝圣手”；要么五言写得好，如刘长卿，称为“五言长城”。而在杜甫笔下，却已经没有这些分别了，我们只能说，无论什么题材，无论什么体裁，一到杜甫手上，就达到巅峰。比如没有人把他归入“边塞诗人”一派，但他的边塞诗，如《前出塞》《后出塞》等，却比一般的边塞诗人写得还好；没有人把他归入“山水田园”诗人一派，而他的山水田园诗比一般的山水田园诗人写得还好。你说崔颢的《黄鹤楼》是唐人七律第一，杜甫就可以拿一首七律《登高》来把他比下去。你说王昌龄的七绝很好，只有李白能够与之媲美，其实杜甫的七绝一点都不比他们的差。乐府诗在他手中，是一大转捩。在他之前，都是依乐府古题做诗，虽然像曹操这样的人，已经不按乐府诗题本身的内容要求去写，而是“旧瓶装新酒”，用乐府旧题，写自己想写的内容，但毕竟受题目限制。到杜甫手中，就天马行空般地自拟题目，自创新调了，比如他的《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实际上是深受杜甫乐府诗的影响的。他的五古、七古，更是无人能敌。杜甫自己都不无自豪地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还是他中年时候的口吻。到流寓两川以后，就说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说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了。
杜甫在诗歌上的成就，不仅空前，而且绝后，他是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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