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自己 *

《随想》第七十一则发表好久了，后来北京的报纸又刊载了一次。几天前一位朋友来看我，坐下来闲谈了一会，他忽然提起我那篇短文，说他那次批斗我是出于不得已，发言稿是三个人在一起讨论写成的，另外二人不肯讲，逼着他上台；又说他当时看见我流泪也很难过。这位朋友是书生气很重的老实人，我在干校劳动的时候，经常听见造反派在背后议论他，摹仿他带外国语法的讲话。他在大学里是一位诗人，到欧洲念书后回来，写一些评论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地位很尴尬，我有时看见他“靠边”，有时他又得到“解放”或者“半解放”，有时我又听说他要给“结合进领导班子”。总之变动很快，叫人搞不清楚。现在事情早已过去，他变得不多，在我眼前他还是那个带书生气的老好人。 　　他的这些话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我记起来了：我曾在一则《随想》里提过一九六七年十月在上海杂技场里召开的批斗大会，但也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并没有描述大会的经过情形，更不曾讲出谁登台发言，谁带头高呼口号。而且不但在过去，就是现在坐在朋友的对面，我也想不起他批判我的事情，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就老实地告诉他：用不着为这种事抱歉。我还说，我当时虽然非常狼狈，讲话吞吞吐吐，但是我并没有流过眼泪。 　　他比我年轻，记忆力也比我好，很可能他不相信我的说法，因此他继续解释了一番。我理解他的心情。为了使他安心，我讲了不少的话，尽可能多多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杂技场参加批斗会的次数不少，其中两次是以我为主的，一次是第一次全市性的批斗大会，另一次是电视大会，各个有关单位同时收看，一些靠边的对象给罚站在每台电视机的两旁。那位朋友究竟在哪一次会上发言，我至今说不出来，这说明我当时就不曾把他的话记在心上。我是一个“身经百斗”的“牛鬼”，谁都有权揪住我批斗，我也无法将每次会、每个人的“训话”一一记牢。但是那两次大会我还不曾轻易忘记，因为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头一次，我毫无经验，十分紧张。 　　杂技场的舞台是圆形的，人站在那里挨斗，好像四面八方高举的拳头都对着你，你找不到一个藏身的地方，相当可怕。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初次挨斗我既紧张又很小心，带着圆珠笔和笔记本上台，虽然低头弯腰，但是不曾忘记记下每人发言的要点，准备“接受批判改正错误”。那次大会的一位主持人看见我有时停笔不写，他就训话：“你为什么不记下去？！”于是我又拿笔续记。我这样摘录批判发言不止一次，可是不到一年，造反派搜查牛棚，没收了这些笔记本，还根据它们在某一次会上批斗我准备“反攻倒算”，那时我已经被提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了。 　　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众”批斗的时候，两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把我从江湾（当时我给揪到复旦大学去了）押赴斗场，进场前其中一个再三警告我：不准在台上替自己辩护，而且对强加给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须承认。我本来就很紧张，现在又背上这样一个包袱，只想做出好的表现，又怕承认了罪名将来洗刷不清。埋着头给拖进斗场，我头昏眼花，思想混乱，一片“打倒巴金”的喊声叫人胆战心惊。我站在那里，心想这两三个小时的确很难过去，但我下定决心要重新做人，按照批判我的论点改造自己。 　　两次杂技场的大会在我的心上打下了深的烙印。电视大会召开时，为了造舆论、造声势，从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到杂技场，沿途贴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标语，我看见那么多的“打倒”字样，我的心凉了。要不是为了萧珊，为了孩子们，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在那两次会上我都是一直站着受批，我还记得电视大会上批判结束，主持人命令把我押下去时，我一下子提不起脚来，造反派却骂我“装假”。以后参加批斗会，只要台上有板凳，我就争取坐下，我已经渐渐地习惯了，也取得一点经验了。我开始明白我所期待的那种“改造”是并不存在的。 　　朋友的一番话鼓舞我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我从一个批斗会走到另一个，走完了数不清的不同的会场，我没有看见一张相熟的面孔。不是说没有一位熟人登台发言，我想说那些发言并未给我带来损害，我当时就不曾把它们放在心上，事后也就忘记得一干二净。 　　回顾过去，我觉得自己这样做也合情合理。我的肚皮究竟有多大？哪里容得下许许多多芝麻大的个人恩怨！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没有掉进深渊，确实是万幸，清夜扪心自问，还有点毛骨悚然。 　　解剖自己的习惯是我多次接受批斗的收获。了解了自己就容易了解别人。要求别人不应当比要求自己更严。听着打着红旗传下来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谁又能经得起考验？做一位事后诸葛亮已经迟了。但幸运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独立思考”。有了它我不会再走过去走的老路，也不会再忍受那些年忍受过的一切。十年的噩梦醒了，它带走了说不尽、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它告诉我们过去的事决不能再来。 　　“该忘记的就忘掉吧，不要拿那些小事折磨自己了，我们的未来还是在自己的手里。”我紧握着客人的手，把他送到门外。 　　　　　　　　　　　　　　　　　　　　四月二十四日病中在杭州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