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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自己 *



  《随想》第七十一则发表好久了,后来北京的报纸又刊载了一次。几天前一位朋友来看我,坐下来闲谈了一会,他忽然提起我那篇短文,说他那次批斗我是出于不得已,发言稿是三个人在一起讨论写成的,另外二人不肯讲,逼着他上台;又说他当时看见我流泪也很难过。这位朋友是书生气很重的老实人,我在干校劳动的时候,经常听见造反派在背后议论他,摹仿他带外国语法的讲话。他在大学里是一位诗人,到欧洲念书后回来,写一些评论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地位很尴尬,我有时看见他“靠边”,有时他又得到“解放”或者“半解放”,有时我又听说他要给“结合进领导班子”。总之变动很快,叫人搞不清楚。现在事情早已过去,他变得不多,在我眼前他还是那个带书生气的老好人。

  他的这些话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我记起来了:我曾在一则《随想》里提过一九六七年十月在上海杂技场里召开的批斗大会,但也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并没有描述大会的经过情形,更不曾讲出谁登台发言,谁带头高呼口号。而且不但在过去,就是现在坐在朋友的对面,我也想不起他批判我的事情,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就老实地告诉他:用不着为这种事抱歉。我还说,我当时虽然非常狼狈,讲话吞吞吐吐,但是我并没有流过眼泪。

  他比我年轻,记忆力也比我好,很可能他不相信我的说法,因此他继续解释了一番。我理解他的心情。为了使他安心,我讲了不少的话,尽可能多多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杂技场参加批斗会的次数不少,其中两次是以我为主的,一次是第一次全市性的批斗大会,另一次是电视大会,各个有关单位同时收看,一些靠边的对象给罚站在每台电视机的两旁。那位朋友究竟在哪一次会上发言,我至今说不出来,这说明我当时就不曾把他的话记在心上。我是一个“身经百斗”的“牛鬼”,谁都有权揪住我批斗,我也无法将每次会、每个人的“训话”一一记牢。但是那两次大会我还不曾轻易忘记,因为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头一次,我毫无经验,十分紧张。

  杂技场的舞台是圆形的,人站在那里挨斗,好像四面八方高举的拳头都对着你,你找不到一个藏身的地方,相当可怕。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初次挨斗我既紧张又很小心,带着圆珠笔和笔记本上台,虽然低头弯腰,但是不曾忘记记下每人发言的要点,准备“接受批判改正错误”。那次大会的一位主持人看见我有时停笔不写,他就训话:“你为什么不记下去?!”于是我又拿笔续记。我这样摘录批判发言不止一次,可是不到一年,造反派搜查牛棚,没收了这些笔记本,还根据它们在某一次会上批斗我准备“反攻倒算”,那时我已经被提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了。

  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众”批斗的时候,两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把我从江湾(当时我给揪到复旦大学去了)押赴斗场,进场前其中一个再三警告我:不准在台上替自己辩护,而且对强加给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须承认。我本来就很紧张,现在又背上这样一个包袱,只想做出好的表现,又怕承认了罪名将来洗刷不清。埋着头给拖进斗场,我头昏眼花,思想混乱,一片“打倒巴金”的喊声叫人胆战心惊。我站在那里,心想这两三个小时的确很难过去,但我下定决心要重新做人,按照批判我的论点改造自己。

  两次杂技场的大会在我的心上打下了深的烙印。电视大会召开时,为了造舆论、造声势,从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到杂技场,沿途贴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标语,我看见那么多的“打倒”字样,我的心凉了。要不是为了萧珊,为了孩子们,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在那两次会上我都是一直站着受批,我还记得电视大会上批判结束,主持人命令把我押下去时,我一下子提不起脚来,造反派却骂我“装假”。以后参加批斗会,只要台上有板凳,我就争取坐下,我已经渐渐地习惯了,也取得一点经验了。我开始明白我所期待的那种“改造”是并不存在的。

  朋友的一番话鼓舞我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我从一个批斗会走到另一个,走完了数不清的不同的会场,我没有看见一张相熟的面孔。不是说没有一位熟人登台发言,我想说那些发言并未给我带来损害,我当时就不曾把它们放在心上,事后也就忘记得一干二净。

  回顾过去,我觉得自己这样做也合情合理。我的肚皮究竟有多大?哪里容得下许许多多芝麻大的个人恩怨!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没有掉进深渊,确实是万幸,清夜扪心自问,还有点毛骨悚然。

  解剖自己的习惯是我多次接受批斗的收获。了解了自己就容易了解别人。要求别人不应当比要求自己更严。听着打着红旗传下来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谁又能经得起考验?做一位事后诸葛亮已经迟了。但幸运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独立思考”。有了它我不会再走过去走的老路,也不会再忍受那些年忍受过的一切。十年的噩梦醒了,它带走了说不尽、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它告诉我们过去的事决不能再来。

  “该忘记的就忘掉吧,不要拿那些小事折磨自己了,我们的未来还是在自己的手里。”我紧握着客人的手,把他送到门外。

                    四月二十四日病中在杭州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