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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读者 *



  我在前一篇随想里提到我冒充别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问起,要我多讲一点,他说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发表的《传奇》中已经讲过。高行健是从曹禺那里打听来的,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还有一位朋友,但是他们也说不清详情。其实事情很简单,我收到一封读者从杭州寄来的要求援助的长信,我给两三个朋友看,他们拿不定主意,对信上的话将信将疑。我又把信送给一位朋友的太太,征求意见,她怂恿我去一趟。我听了朋友太太的话,手边刚收到一笔稿费,我就约了鲁彦和靳以同游西湖。

  写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后娘处得不好,离开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于失恋她准备去杭州自杀。在西湖她遇到一位远亲,改变了主意带发修行。几个月后她发现那位远亲同小庙里的和尚有关系,和尚对她还抱有野心。她计划离开虎口,便写信求我援助。我们三人到了杭州安顿下来,吃过中饭,就去湖滨雇了一只船,划到小庙的附近,上岸去约了姑娘出来。我们在湖上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她叙述了详细情况,连年纪较大的鲁彦也有些感动。我们约好第二天再去庙里看她。她有个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让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饭钱,把我们的回程火车票给了她一张。她比我们迟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请她吃过中饭,然后叫一辆人力车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当时靳以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文季月刊》还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见面。姑娘到上海后过两天还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来看我们,向我们表示谢意。她留下了他们的地址。黎烈文知道这件事,过几个月他因编辑《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较多,应付不了,就请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个月,“八·一三”抗战爆发,《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从成都来过一封信。以后我就再没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审查中也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到上海来找我“外调”。

  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十分寻常。我们两次雇船去小庙访问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详尽地谈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听见了,他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西湖游客很少,船也少,所以两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后离船付钱时,划船人忽然恳切地说:“你们先生都是好人。”他没有向和尚揭发我们,也不曾对我们进行威胁。

  可能有人怀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为什么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帮忙?她说过,当初她充满自信地离开家庭不顾别人劝阻,她不愿意让亲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们也可以批评她“好强,爱面子”,甚至“爱虚荣”。但是长期生活在旧社会,我们谁没有这一类的毛病?我们当时的解释是“读者相信作家”,这就够了。

  据说人到暮年经常回顾过去,三十年代的旧梦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编丛书,感觉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信件,常常在十页以上,它们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读者们的确把作家当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们愿意向他倾吐他们心里的话。在我的创作力旺盛的日子里,那些年轻人的痛苦、困难、希望、理想……许多亲切、坦率、诚恳、热情的语言像一盏长明灯燃在我的写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骄傲,我不停地写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轻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轻人的秘密。有人怀着好意问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钥匙,不然你怎么能打开年轻人的心灵之门?我哪里有什么秘诀!我说过我把心交给读者,可是我忘记说读者们也把心给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过火花四射的时候,我的心和年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人们把不肯告诉父母的话,不肯告诉兄弟姐妹的话,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写在纸上送到我的身边。我常说作家靠读者们养活,不仅因为读者买了我写的书,更重要的是他们送来精神的养料。我写得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和读者联系最密切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位有头衔的作家,却只把我当做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忠实的朋友。

  但是后来我跟读者渐渐地疏远了。我缺少时间,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头衔越多,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越少,我终于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为自己不熟悉的各种杂事耗费了生命,却只能在十封读者来信中拣出一两封阅读、回答。我常常因为辜负了读者的盛意感到内疚。但即使是这样,十年浩劫中读者的信件也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造反派”的作家应当眼睛朝着“首长”,怎么能容许人向读者吸取养料?据说“四人帮”的上海“书记”徐景贤曾经叫嚷:“现在还有人给巴金写信,可见批判不力,没有把他批臭。”其实从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就让各方面揪出去“游斗”了三四年。整整几年中间我没有收到过一封信。可能有人写了信来,给“领导”扣下了,因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权利。

  没有想到乌云消散以后,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来,对着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无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灵上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豪言壮语也不能补偿给夺走了的健康。对热情关怀和殷切期望的读者,我能够写什么样的答语呢?在写字也感到吃力的时候,我常常把需要答复的来信放在一边,过了几天却不知道在哪儿去寻找它们,只好望着满屋子的书刊和信件发愁。有些信件需要转到别处,可是我转来转去毫无结果,有时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边。还有人错把作为装饰的头衔当成发光的钥匙,要求我为他们打开一些方便之门。我只好用沉默回答。但是我也为沉默感到痛苦。一方面我没有忘记我欠了读者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另一方面我脑子里一直保留着这样一个自己的形象:一个多病的老人移动艰难的脚步走向遗忘。让读者忘记我,这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读者。

  这不是矛盾吗?既然愿意被人忘记,为什么还不肯放下自己的笔?

  我说过我这一生充满了矛盾。远离了读者,我感到源泉枯竭。头衔再多,也无法使油干的灯点得通亮。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会熄灭。究竟是什么火呢?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这也就是我同读者的惟一的联系。今天我同读者之间仍然有共同的东西,因此我还能活下去,还能写下去。

                      二月二十三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