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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属于谁 *



  读了赵丹同志的“遗言”,我想起自己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季吧,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发言不赞成领导同志随意批评一部作品,主张听取多数读者的意见,我最后说:“应当把文艺交给人民。”讲完坐下了,不放心,我又站起来说,我的原意是“应当把文艺交还给人民。”即使这样,我仍然感到紧张。报纸发表了我的讲话摘要。我从此背上一个包袱。运动一来,我就要自我检讨这个“反党”言论。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状态很不正常。倘使有人问我错误在哪里,我也讲不清楚。但是没有人以为我不错。我的错误多着呢!反 对“有啥吃啥”,替美国作家法斯特“开脱”,主张“独立思考”,要求创作自由等等、等等。同情的人暗中替我担心,对我没有好感的人忙着准备批判的文章。第二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赵丹同志说:“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当时上海的第一把手就是要领导作家“写十三年”、领导演员“演十三年”。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的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的记忆力大大衰退,但是这个惨痛的教训我还不曾忘记。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的诗归谁所有?当然归人民。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究竟是谁的财产?当然是人民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只有那些用谎言编造的作品才不属于人民。人民不要它们!

  这是最浅显的常识,最普通的道理,我竟然为它背二十年的包袱,受十年的批判!回顾过去,我不但怜悯自己,还轻视自己,我奇怪我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十月十五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