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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命文学*



  我说我不是艺术家,并非谦虚,而且关于艺术我知道的实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认的:我写了五十年的小说,虽然中间有十年被迫搁笔。无论如何,我总有一点点经验吧。此外,我还翻看过几本中外文学史,即使丢开书就完全忘记,总不能说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

  人们经常通过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很少有人只是因为想做作家才拿起笔。我至今还是 一个不懂文学的外行,但谁也没有权说我写的小说并不是小说,并不是文学作品。其实说了、骂了、否定了也没有关系,称它们为“破烂货”、定它们为毒草也无关系,只要有人要读,有读者肯花钱买,它们就会存在下去。小说《三国演义》里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骂得死的。可是据我所知(当然我的见闻有限),还不曾有人写过什么谁骂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来挨的骂可谓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后,好像是因为我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有人生怕我挤进亚非作家的行列,特地来个摘帽运动似的。“四人帮”不但给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还“砸烂”(这是“四人帮”的术语)了“作家协会”,烧毁了我的作品。他们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们“火”、“棍”并举,“烧”、“骂”齐来,可是我的作品始终不曾烧绝。我也居然活到现在。

  我这样说,毫无自满的情绪。我的作品没有给骂死,是因为读者有自己的看法。读者是我的作品的评判员。他们并不专看“长官”们的脸色。即使当时的“长官”们把我的小说“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还有人偷偷地读我的书。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读者的信,开头就是这样的话:“一九七六年我转托日本的朋友书店而买到香港南国出版社一九七○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今年四月才看完了这全书,共十四册。”(原文)一九七○年正是当时在上海管文教的“长官”徐某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时候,也是我在干校劳动给揪出去到处批斗的时候,香港还有人重印我的文集,这难道不是读者们在向“长官意志”挑战吗?

  我这样说,也绝非出于骄傲。我是不敢向“长官意志”挑战的。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①一类的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后来,我又打电话去推辞,仍然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当时说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做去河内的准备了。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三个多月后我从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同时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

  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我靠边的时候,在批斗会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说我包庇柯灵,我自己也做过检查。其实正相反,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替他辩护。更使我感到难过的是第二年八月初,叶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留下爱人和五个小孩。我连同他的遗体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一直到这个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誉才得到恢复。我在追悼会上读了悼词,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国文艺界失去这样一位战士,我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我在心里说:绝不让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

  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刘素明同志和她的五个孩子。孩子们都大了。把他们养育成人,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以群死后第二个月单位就停发了他的工资,做母亲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这十三年十分艰苦的岁月是可以想象到的。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一月二十四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①我这里所用的“遵命文学”和鲁迅先生所用的意思并不一样。这里“”遵命二字的解释就只是听别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