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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三) *



  人以为病中可以得到休息,其实不然。

  我在病中想得太多,什么问题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纠缠在一两个问题上摆脱不开,似乎非弄到穷根究底不可。其实凭自己的胡思乱想,什么也解决不了。例如生与死的问题,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我应当怎样安排它们。而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眼看时光飞逝,我连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着急。于是索性把心一横,想道:只要心不死,我总会留下一些什么。又想,只要有信心,我还能活下去。

  甚至在我给钉在“牵引架”上的初期,我也曾想起许多过去的事情。我忘记不了那些可怕的日子。就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季节,发生过完全不同的事。那几年中间我不敢到医院看病,因为害怕两件事情:一是在“医疗卡”上加批“反动权威”或“反共老手”;二是到医院群众专政登记处去登记,表示认罪。我们去看病,要向本机关监督组请假,他们就在“医疗卡”上随意批注。不用说,这种做法早已跟着“四人帮”一起消失了。这次在医院中我从亡友西禾的口里听到“非人生活”四个字,他是在讲自己病的痛苦。其实我在病床上回想“文革”时期的生活,我也几次吐出“非人生活”这样的句子,在那一段时期我们哪里被当成人看待?!有多少人过着不是人的生活,有多少人发挥兽性对待同胞?!

  我激动起来,满头冒汗,浑身发颤。那种“非人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它会不会再来?我抓住这个问题,想穷根究底,一连想了好几个晚上,结果招来了一次接一次的人与猛兽斗争的噩梦。我没有发高烧,却说着胡话,甚至对眼前的人讲梦中的景象(当时也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却又无法突破梦境),让孩子们替我担心。他们笑我,劝我,想说服我不要胡思乱想。他们说从来梦景荒唐,不值得花费脑筋。他们不会说服我,倒是我说服了自己,我想通了:十年“牛棚”正是对我的迷信的惩罚。

  记得七十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做过我的专案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听人讲起文章的内容,我感到可悲,以人为兽不过是暴露自己的兽性,在我们文明古国的脸上涂抹污泥。

  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地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自己。不用说,今天还有人想做“看牛人”,但是我决不再做“牛”了。“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吧。连关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也有那么多的历史记载,何况我们口号震天、标语遍地的十载“文革”!

  我说过在病房里儿女们封锁消息,不让我知道好友的噩耗。可是在医院中人们常有机会接触死亡。我入院后四十天光景,著名导演吴永刚也摔伤住院了。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间,进院时就昏迷不醒,说是正在同别人讨论新的剧本,很兴奋,向痰盂吐痰,忽然倒下去,说是脑溢血,又说脑部受伤。听说家里没有人,只有一个媳妇在照料他。这些话都是间接听来的。我仰卧在病床上,连房里的陈设也看不清楚,何况门外的邻居!

  我和吴永刚同志不熟。两三年前有一次同朋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看《巴山夜雨》,见到他,看完出来他陪我走了一段路,一面解释他的导演构思。影片和他的话都使我感动,我从心底感谢他拍出这样的电影,我也同情他近二十多年的遭遇,痛惜他那些年中白白浪费了的才华。后来《巴山夜雨》得奖,我为这位重见光明的老导演感到高兴,我盼望他拍出更好的电影。他似乎也有信心。却万想不到他在进行创作构思的时候发了病,先给送进另一家医院,第二天才转到这个医院来。从星期天到星期五凌晨,他一直昏迷不醒,护士们轮流值班守着他。我经常从儿女们的谈话中知道一点他的情况。我女儿代我去看过他。听说在病房外方桌上放着纸笔供探病者签名,我让女婿代我去写上一个名字,对永刚同志表示最后的敬意。

  十二月十八日凌晨我忽然听到了哭声,便对陪伴我的女婿说:“一定是永刚同志过去了。”这天上午死者的遗体由几位电影界的负责人护送下楼。我让病房门开着,仰卧在床上我看见一群人过去。然后走廊又空了。

  这就是我在病中第一次接触到的死亡。永刚同志去了,但是《巴山夜雨》中的几个人物活在我的心里,甚至在病床上他们还常在我的眼前出现。为了那些人我也要活下去。

                       八月三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