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风华机器厂王兴华、王振中、吕文富、梅明宇4名工程师，从1984年开始历时4年研制成功“单人便携式浴箱”。他们委托具备专利代理人资格的一名本厂职工全权代理申请了专利，但是专利证书上出现了“致命”失误：“专利设计人”一栏中是4个人的名字，“专利权人”却只写了王兴华1人。这意味着专利权只属于王兴华。　
　　1990年11月，王兴华等3名专利设计人（吕文富已退出）将专利有偿转让给黑龙江无线电一厂使用，双方签订了“排他性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为保证3名专利设计人都能从中受益，合同中的专利转让人写明为王兴华等3人，王兴华作为代表在合同上签了字。　
　　可是，王兴华的个人行为改变了这份合同的正常走向。王兴华告诉记者：“当时我认为，既然我是唯一的专利权人，那么我就应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一念头使我与其他专利设计人发生争议。在不冷静的情况下，我于1991年3月背着其他人找到无线电一厂厂长，商定先签一个终止合同，再签一个新合同，甩掉其他人。我拟了一份终止合同交给厂方，没想到厂方不仅未签新合同，而且以终止合同为由拒绝再支付专利费。我现在深为贪财上当而内疚。”　　　
　　1994年3月王兴华等人起诉无线电一厂违约，1996年11月，哈尔滨市中级法院认为王兴华作为专利权人签定的终止合同有效，驳回原告诉讼请求；1997年12月，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认为王兴华作为3人代表在合同上签字，无线电一厂是明知的，王兴华在未征得其他二人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签订终止合同，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且终止合同签订后厂方并未返还设计图纸和资料，仍然使用该专利技术生产，继续支付专利费达两年4个月之久，说明终止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是无效合同，据此撤销一审判决，判厂方支付专利费共324万元。过了五年之后的今年1月10日，黑龙江省高院再审认为，王兴华以专利权人身份与无线电一厂签订实施许可合同和终止合同，均为有效合同，虽然1995年5月经市中级法院确认专利权归王兴华、王振中、吕文富共有，但不能以此否认此前终止合同已生效的事实，据此撤销该院自己的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诚信哪里去了？　
　　无线电一厂在申诉材料中说：“王兴华等人提供的图纸、资料根本不能用于生产，我厂投入各种技术力量于1990年12月10日通过哈市科委组织的新产品技术成果鉴定。我厂定型生产400A型，这个产品与王兴华原有专利根本不一样，已不在原专利的权利保护范围内。”专利权人则反对这一说法，他们指出这一问题在专利转让合同第5条中有明确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由于工艺或生产等其它方面的需要，甲乙双方均可对专利进行技术改进设计，但不影响和改变该专利的实际属性，不影响本合同的执行。”　　
　　二审期间，原国家科委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为无线电一厂的两种产品做出鉴定，认为这些产品使用的技术没有落入所争议专利的保护范围。但是在这个鉴定前后，分别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专利管理机关有关专家和北京有关专利问题专家做过鉴定，结论都是无线电一厂产品落入了原专利的保护范围。　
　　三次鉴定两样结果，孰对孰错？黑龙江省高院二审审判员于晓松认为，这是一起专利合同纠纷案，不是侵权案，因而谁违约是本案判决的关键因素。可是，没有被二审采信的国家知识产权事务中心鉴定，在省高院再审中却被作为判厂方胜诉的主要依据之一。　
　　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明琴对此感叹道：近年来国内有关诚信的呼吁越来越强烈，人们渴望建立一个以诚信为本的社会，可是这起知识产权纠纷案的结果，无疑对社会倡导的诚信是一个打击。　
　　厂家失去什么？　
　　尽管这起专利合同纠纷案一波三折，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黑龙江无线电一厂原来是个负债累累、濒临倒闭的国有中型企业，自从使用“单人便携式浴箱”专利后，工厂当年即摆脱困境，并连续数年获得大发展，成为当地盈利大户，“北燕”牌浴箱一时成为名扬大江南北的名牌产品，拉货的汽车整日络绎不绝，产品供不应求，形势大好的企业为职工建起了宿舍楼。　
　　然而现在的无线电一厂几乎“恢复”　
　　到跟引进专利前一样的境况。现任厂长李英杰对记者说，二审判决后，企业无法组织生产，千余人的企业迅速陷入困境，现处于关停整顿状态，工作几十年的老科技人员、老工人下岗及停发工资后生活十分困难。　　　
　　9年诉讼之路使专利设计人倍觉艰辛和苦涩。二审判决后，专利设计人的专利费被执行过两次，共计22万元左右，由于再审推翻了二审判决，他们面临着已得专利费被依法执行回转的窘境。目前，王振中等人已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有关人士认为，尽管目前企业赢得了这场官司，但由于官司缠身，企业经营者无法把精力全部用在生产经营上，无法通过与专利设计人合作使产品升级或更新换代，而更大的损失是以后还会有谁愿意与这个企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