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选择题，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正确答案，你最好选B！B的命中率是最高的。”
这话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潘老师在一节课上对着全班同学大声说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严肃，就跟在座的学生表情一样严肃。而我，却忍不住要笑，我觉得这老师太幽默了，他似乎看到了我忍俊不禁的表情，但并没有说什么，毕竟，他接下来还要为我们讲解试卷上的那八十多道选择题。
无论我觉得潘老师是多么地幽默，我最终还是把他的话牢牢的记在心里了，因为我是个差生，在我所遇到的选择题中，有一半以上的答案是瞎猜的，每当试卷发下来，我都会发现我的命中率很低。自从听了潘老师的那番话之后，在那些不知道正确答案的选择题面前（学科不限）我就再也没有犹豫过，我会果断地在括弧内认真地填上“B”，在我看来，那个“B”就是正确答案。至于真正的命中率如何，我一直没有计算过，因为我相信我的老师。
潘老师是个离过婚的人，很瘦，烟瘾很大，虽然是教数学的，但是他的粉笔字写得极好，我听说他经常参加县里的书法比赛，在圈内还是相当有名的。他从不批评任何学生，这与其他老师完全是两样，偶尔有些调皮的学生会在数学课上交头接耳，他一般不予理会，只有在那些学生影响他正常上课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从粉笔盒里抽出一整支红色的粉笔朝那些学生的头上猛砸下去，无论距离多远，他从不失手。这让我们都很佩服，也很害怕，毕竟一整支坚硬的粉笔砸到头上，肯定是要疼痛的。我一直认为他用粉笔砸人的命中率能够如此之高与他的数学专业存在着很大关系，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对他的“选B”理论深信不疑，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复杂的概率计算。
有一次，潘老师在上课，教室最后一排一男生将耳机塞进耳朵听磁带，同时口中还不停地唱着，声音越来越大，跑调，很难听，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学习情绪。于是他停止了讲课，开始在讲台上寻找着什么，我们都知道，他又要用粉笔砸人了。等了很久也没动静，教室里仍然回荡着后排男生的跑调歌。
潘老师突然开口说：“今天的彩色粉笔怎么没有了？请值日生下课后到我办公室领取。”他刚说完，教室里就哄堂大笑起来，与此同时，下课铃也响了，于是潘老师就拿着他的教材走出了教室，表情很严肃。
其实，那个唱歌的后排男生就是我，关于这事的经过是下课之后的一大群男生争先恐后给我讲述的。我突然开始害怕起来，我想，这个仇，潘老师一定会报的。从那以后，我每节数学课都是忐忑不安的，每当潘老师讲课节奏放慢的时候，我就会担心他会突然抽出一支红色粉笔朝我头上狠狠地砸来，以至于我时常用双手捂着脸听课，眼睛透过十指间的缝隙，偷偷地看着黑板，也看着潘老师的表情。时间长了，我发现潘老师并没有“报仇”的想法，他似乎忘记了那件事，而我却养成了以双手捂脸听课的习惯，这让其他学科的老师经常怀疑我在睡觉，只有潘老师除外，也许只有他才知道我上课捂脸的真正原因。记得那节课我听的是罗大佑的歌，名叫《光阴的故事》。
我的英语成绩最差，英语试卷的选择题也是最多的，有半个学期我因为跟社会上的女流氓谈恋爱，几乎没有上过什么课。期中考试了，那天下午考英语，面对干净的试卷，面对那些排列整齐的A、B、C、D，我无法下笔，我东张西望了一个小时，这让监考老师很不放心，他几次朝我瞪眼，我感到我受到了侮辱，我想到了潘老师，于是，我很果断地在每一道选择题的括弧内都认真地填上了“B”，看着那一百二十个“B”，我想到了那个女流氓，于是我提前交卷，疯狂地跑了出去。
时间不长，英语考试成绩下来了，除去作文题空白，我的选择题正确率超过了30%，所得考分比我平时正常答卷要高了很多，这让我更加相信了潘老师的“选B”理论。但我最终还是被教导主任叫去了办公室，他狠狠地训斥我，说你想不想考大学了，你上的可是重点中学啊，不要浪费了那么好的条件。
他还说：“你看看你的试卷，正反面全都是B，密密麻麻的像什么东西！谁教你这么干的。”
我说：“是潘老师教我的，他说遇到难题就选B。”
后来，那位跟潘老师关系本来就很不好的教导主任把我的话传给了校长，平时一直看不惯潘老师的那位校长也以此为借口通过各种手段、各种关系最终将潘老师挤出了那所重点中学。后来有人说潘老师被教育局调到了乡下某民办初中，理由是“用粗俗而荒谬的教育理论误导学生”。他临走的时候，到教室跟他的学生告别，所有同学都哭了。而我，也不知道跑哪儿疯去了，可能跟那女流氓一起在舞厅跳舞或打台球也说不定。但我敢保证，我时刻都记着他那坚硬的红色粉笔与精确的选B理论，我相信他的粉笔更相信他的B。
高考前几天，我听说潘老师死于肺癌，没儿没女无人送终，更没有教育界的所谓领导同事为他开什么追悼会，他被葬在哪儿也没人说起，或许他连个墓碑也没有。
在高考考场上，与平时一样，我遇到很多无法解答的选择题，在它们的括弧中，我全都郑重地填上了“B”，似乎只有这样，九泉之下的潘老师才能安然地睡去。
那一年我落榜了，但我仍然坚信，选B，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