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偏远而宁静的小山村的会堂今天张灯结彩，从仪式一开始，一排七八个小孩就在那儿坐着了。他们很小，很乖，一个个一动不动。此前我已填过一张捐助卡片，知道对方是个二年级男孩，现在我远远地猜测着哪个是我的小孩，以至于一个接一个领导的讲话半句也没听进去。
终于有一个穿红衣服的男孩被领到我的面前，我们一对对地在台上相倚着立成一排，摄像机也同时扫描过来。
这时我发现，在场的男孩女孩臂上差不多都有两条或三条杠的少先队干部标志，而我的小孩没有。且从老师介绍中得知，这些孩子大多成绩优异，于是我们就有了如下的对话。
老师说他一年级时是个差生，现在达到中等。我说，没关系，分数不是最重要的。老师说但这孩子懂事，不像别的男孩那样调皮。我说，你可以调皮一些的。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连预先想好的“谢谢阿姨”之类的词儿都忘了说。
播出时我们的镜头理所当然地被剪去了。后来得知，除我之外几乎所有的捐助者都预先对受捐对象提了至少是“品学兼优”一类的条件，最苛刻的一位女士甚至提了包括成绩名次、相貌、身高、性别、是否听话、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状况等十条要求。淳朴的乡村老师居然还真的按条件找着了一个孩子，电视播出时镜头在她俩身上停留时间也最长。而我从内心里希望剥夺这位女士的捐助权。按这些苛刻的条件，我的孩子便没有受助资格，而凭什么，我们拿出区区几百元钱，就自以为有资格要求孩子们这样那样！
和孩子们只相处了很短时间就分手了。印象中我的小孩比较沉默，自始至终不见他笑，让人心酸。
如果说这就是希望工程，从此我只遥遥地希望，我亲爱的小孩，你要多多绽开笑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