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儿子患白喉死了，死时还不到4岁。没有了孩子的维系，又使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这使她觉得羞辱，觉得日子是再无什么指望。她想到了死。她乘火车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在这城市的一个邮局里，她坐下来给父母写诀别信。这城市是如此的陌生，这邮局是如此的嘈杂，无人留意她的存在，使她能够衬着这陌生的嘈杂，衬着棕色桌面上糨糊的嘎巴儿和红蓝墨水的斑点把信写得无比尽情——一种绝望的尽情。这时有一位拿着邮包的老人走过来对她说：“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纫上这针。”她抬起头来，跟前的老人白发苍苍，他那苍老的手上，颤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
我的同学突然在那老人面前哭了。她突然不再去想死和写诀别的信。她说，就因为那老人称她“姑娘”，就因为她其实永远是这世上所有老人的“姑娘”，生活还需要她，而眼前最具体的需要便是需要她帮助这老人纫上针。
她纫了针，并且替老人缝好邮包。她离开邮局离开那靠海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她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找到了新的爱情。她说她终生感激邮局里遇到的那位老人，不是她帮助了他，那实在是老人帮助了她，帮助她把即将断掉的生命续接了起来，如同针与线的连接才完整了绽裂的邮包。
她还说从此日子里有了什么不愉快，她总是想起老人那句话：“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纫上这针。”她常常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想着这话，在街上，路过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邮局。有时候这话如同梦一样不真实，却又真实得不像梦。然而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生，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烂熟的马路，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即使你认定在这老路旧街上不再会有新奇，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
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争吵，为了座位为了拥挤的碰撞。但是永远也记不住那些彼此愤怒着的脸，记住的却是夹在车窗缝里的一束小黄花。那花朵是如此的娇小，每一朵才指甲盖一般大。是谁把它们采来——从哪里采来又为什么要插在这公共汽车的窗缝里呢？怨气冲天的乘客实在难以看见这小小花束的存在，可当你发现了它们才意识到胸中的怒气是多么的没有必要，才恍然悟出，这破旧不堪的汽车上，只因有了这微小的花束，它行驶过的街道便足可称为花的街了。假若人生如一条长街，我就不愿意错过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假若人生是长街的一个短梦，我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