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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






母亲没有抱怨。她既然选择了父亲,就选择了这种渔家女人的生活。渔家的女人,是不能再有别样的选择了,尤其是每当台风袭来,那种惊忧和惧怕,更是无法言喻。我记得有许多次,在台风的肆虐和呼啸中,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跌跌撞撞地奔向岸边,揪心地向汪洋张望着,寻找着父亲和他的小舢板。然而,没有。那个时刻,除了暴虐的巨浪排山倒海似的一路碾压而来并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之外,海面上一只帆的影子也找不到。每每这时,母亲总是表现得坚韧而又固执。她不肯回家。她不肯离开沙滩离开岸边。她期待着她的丈夫和他的小舢板会出现在她的视野里。台风袭来的时候总是夹带着暴雨。暴雨如注。母亲早已被淋得浑身透湿。她的目光被巨浪和雨帘斩断。但她却不灰心。她相信只要守候在这里,父亲就是被刮到了天涯海角也都会感知得到的。我和几个孩子都在等他,他还能不回家吗?母亲说。
  我长大以后,父亲曾经回忆过那个时期。他说,有好几次,都险些回不来了——船舱里灌满了水,橹绳还断了,舢板在浪涛中被抛上抛下,浪大得没法子再大了,这不是说完就完了么?可一想到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对自个儿说,不能就这么完了!得回去!一定得回去!丢下他们娘儿几个怎么活?这么一想,就咬紧牙根,拼了回来。
  至今我仍然相信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存在着生命的呼唤。他们没有过山盟海誓,没有过花前月下。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浪漫”这两个字。他们厮守在一起,活得极其平凡极其实在。而正是在这平凡和实在中,显现出了生命的厚重和博大。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1963年初,农历是腊月二十四,就快要过春节了。可在我们家,却毫无添丁的喜庆,相反倒平添了些许哀愁和凄楚。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家里穷得连一块布也找不到,裹着我的竟然是一张牛皮纸,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乡上软磨硬泡,好不容易才“救济”来了10尺白布。母亲当时正患浮肿,很厉害,几乎无法走路。根本无奶可吃,我能否活下来确实让人担忧。正巧,县城里一位名叫大贵的工人夫妇没有孩子,辗转托人找到我家,想把我抱走抚养。本来是说定的事情,但就在要抱走我的那天,母亲却反悔了,死活不放我走。她说,我能养活他!能养活他!你们谁也不能把他抱走!母亲泪如雨下。母亲把我紧紧拥抱在怀里不肯撒手。母亲发誓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让我饿死。母亲为我能够活下来,付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艰辛。在月子里,她就钻进齐腰深的海水里去捞海菜,回家煮着吃。那可是严冬的大海啊,海水冰冷刺骨,母亲竟然忍受了下来。而那时候海也穷极。海菜也不是每天都能捞得到的。母亲即便自己饿着,也要把我喂饱。母亲就是在那时候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
  母亲是在1972年的秋天病倒的,先是被送到了乡里的小诊所去抢救,当天又转到县城的医院。母亲离开家的时候,还能够说话。她把我叫到土炕前,用手擦掉我的眼泪,说,等妈妈治好了病,回来攒钱就给你买一本字典。那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很想有一本学生用的小字典,价钱是1.2元。在当时,1.2元对于我们那样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母亲是被一辆牛车拉走的。车轱辘是用木条当辐条,然后再用铁皮箍上一圈的那种,走起来嘎吱嘎吱乱响。几天后,我被父亲带去县城医院,母亲已无法说话了,但神志还清醒。母亲抓住我的衣服,泪水滚落下来。她蠕动着嘴角,很想对我说些什么,但终于未能说出来。母亲又摸索着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只青苹果,塞给了我。那时候,苹果还没有熟。这只青苹果是同室的病友送给母亲的,母亲却舍不得吃,特意留给了我。这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礼物……
  母亲又被牛车载回了小渔村。牛车颠簸起来,依然嘎吱嘎吱地乱响。母亲的腿依然浮肿着,但她却不再会走了。她长眠于张家的坟地里。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满10岁,是个令人牵挂得丢不下的年龄。我不敢想象没有母亲还怎么活下去。那个瑟瑟的秋天流尽了眼泪。母亲下葬那天,父亲没有去坟地。3天后,他去了,独自一人守候在母亲的坟头。我去找他的时候,天已黄昏,父亲默然地望了我半晌,才哽咽地说,你妈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也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在我的身上,凝聚着母亲最真挚的企盼。
  那个秋天多雨。绵绵秋雨更增添了心中的悲伤。当瑟瑟的秋风刮完,终于迎来了第一场冬雪的时候,我去给母亲的坟上培了几层厚实的泥土。天冷了,地冻了,我想让母亲盖得暖和一些。母亲是穿着单衣走的。她省下的棉衣改了改,穿在了我身上。
  母亲这一生虽然极其平凡、极其渺小,但我却在母亲的身上读懂了许多无言的教诲。我时常真切地觉得,母亲就仿佛是一座奇异的峰峦,激励着我去跋涉、去攀缘、去追寻属于我自己的人生之路。这,或许也正是母亲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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