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大以后,父亲曾经回忆过那个时期。他说,有好几次,都险些回不来了——船舱里灌满了水,橹绳还断了,舢板在浪涛中被抛上抛下,浪大得没法子再大了,这不是说完就完了么?可一想到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对自个儿说,不能就这么完了!得回去!一定得回去!丢下他们娘儿几个怎么活?这么一想,就咬紧牙根,拼了回来。
至今我仍然相信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存在着生命的呼唤。他们没有过山盟海誓,没有过花前月下。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浪漫”这两个字。他们厮守在一起,活得极其平凡极其实在。而正是在这平凡和实在中,显现出了生命的厚重和博大。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1963年初,农历是腊月二十四,就快要过春节了。可在我们家,却毫无添丁的喜庆,相反倒平添了些许哀愁和凄楚。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家里穷得连一块布也找不到,裹着我的竟然是一张牛皮纸,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乡上软磨硬泡,好不容易才“救济”来了10尺白布。母亲当时正患浮肿,很厉害,几乎无法走路。根本无奶可吃,我能否活下来确实让人担忧。正巧,县城里一位名叫大贵的工人夫妇没有孩子,辗转托人找到我家,想把我抱走抚养。本来是说定的事情,但就在要抱走我的那天,母亲却反悔了,死活不放我走。她说,我能养活他!能养活他!你们谁也不能把他抱走!母亲泪如雨下。母亲把我紧紧拥抱在怀里不肯撒手。母亲发誓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让我饿死。母亲为我能够活下来,付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艰辛。在月子里,她就钻进齐腰深的海水里去捞海菜,回家煮着吃。那可是严冬的大海啊,海水冰冷刺骨,母亲竟然忍受了下来。而那时候海也穷极。海菜也不是每天都能捞得到的。母亲即便自己饿着,也要把我喂饱。母亲就是在那时候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
母亲是在1972年的秋天病倒的,先是被送到了乡里的小诊所去抢救,当天又转到县城的医院。母亲离开家的时候,还能够说话。她把我叫到土炕前,用手擦掉我的眼泪,说,等妈妈治好了病,回来攒钱就给你买一本字典。那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很想有一本学生用的小字典,价钱是1.2元。在当时,1.2元对于我们那样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母亲是被一辆牛车拉走的。车轱辘是用木条当辐条,然后再用铁皮箍上一圈的那种,走起来嘎吱嘎吱乱响。几天后,我被父亲带去县城医院,母亲已无法说话了,但神志还清醒。母亲抓住我的衣服,泪水滚落下来。她蠕动着嘴角,很想对我说些什么,但终于未能说出来。母亲又摸索着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只青苹果,塞给了我。那时候,苹果还没有熟。这只青苹果是同室的病友送给母亲的,母亲却舍不得吃,特意留给了我。这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礼物……
母亲又被牛车载回了小渔村。牛车颠簸起来,依然嘎吱嘎吱地乱响。母亲的腿依然浮肿着,但她却不再会走了。她长眠于张家的坟地里。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满10岁,是个令人牵挂得丢不下的年龄。我不敢想象没有母亲还怎么活下去。那个瑟瑟的秋天流尽了眼泪。母亲下葬那天,父亲没有去坟地。3天后,他去了,独自一人守候在母亲的坟头。我去找他的时候,天已黄昏,父亲默然地望了我半晌,才哽咽地说,你妈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也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在我的身上,凝聚着母亲最真挚的企盼。
那个秋天多雨。绵绵秋雨更增添了心中的悲伤。当瑟瑟的秋风刮完,终于迎来了第一场冬雪的时候,我去给母亲的坟上培了几层厚实的泥土。天冷了,地冻了,我想让母亲盖得暖和一些。母亲是穿着单衣走的。她省下的棉衣改了改,穿在了我身上。
母亲这一生虽然极其平凡、极其渺小,但我却在母亲的身上读懂了许多无言的教诲。我时常真切地觉得,母亲就仿佛是一座奇异的峰峦,激励着我去跋涉、去攀缘、去追寻属于我自己的人生之路。这,或许也正是母亲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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