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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３０年犯罪活动的激增是制定社会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依赖福利问题则是它的另一个出发点（我在后面将谈到它们之间的一些联系。）自从１９４９年英国事实上成为福利国家后，花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费用（实际上）已增加了７倍，从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５％，增至现在的大约１２％。它几乎占了整个公共开支的１／３。我开始当首相时，它的实际增长仍在继续。自那以来，情况仍然如此。当然，把捐助的与非捐助的福利混为一谈，把大家都享有的福利与按经济情况调查结果而提供的福利——退休金、住房，补贴和给予单身父亲或母亲的收入资助——混为一谈，这多少会产生误解。 但是，这些粗略的数字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由于某一特别项目在公共开支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反映出了大家给予它的重要性，因此，英国社会（或者至少是英国政府）断言社会保障不仅比其他项目重要，而且其相对重要性事实上正在增力”。社会保障的预算是卫生这一第二项大开支的两倍。更力，意味深长的是，也许它是为维护法治所作预算的６倍。 第二，尽管过去４０年出现了普遍的、巨大的繁荣，但与以往相比，有更多的人向纳税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以维持他们或他们家人的生活水平。因此，有人争辩说， 尽管１９７９年以来经济有了发展， 但“穷人变得更穷”。最近官方公布的“低于平均收入家庭”的统计数字表明，如果把住房费用考虑在内，１９７９年与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间相比，占总人口１／１０的位于底层的人们，其收入下降了１７％。但如果不考虑住房费用，他们的收入保持不变。即使没有这两种情况的比较说明，这些数字也会使人产生很大的误解，因为它们实质上是不真实的。在这一系列统计数字中，“收入”并未反映出这一群体的真正所得，特别是，这不等于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一群体（除去领养老金者）中，大约只有一半人依靠与收入有关的社会保障福利。这一群体中，许多人说他们没有收入，但实际上，他们的花费高于全体人民的平均水平。在未计算住房费用（按照“低于平均收人家庭”统计数字）前“收入为零”的那些人中，大约７０％的人占英国最高消费者的一半。 不管怎么说，甚至把这些人看成一个“群体”可能都是错误的。他们的成分经常变化，就像他们的情况在变化一样。所以，这些数字不能证明那些人的收入已经下降，却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群体中，耐用消费品——电冰箱、洗衣机、集中取暖、电话、录相机等——有很大增加。由于这些事实，“穷人变得更穷”这幅粗制的图画简直不可信。对比之下，作出以下结论倒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保障预算鼓励了反社会的行为，其中包括依赖福利，因此要进行认真的改革。 与在犯罪领域里一样，在依赖福利救济领域里，大都也是由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些最大胆、最主要的问题。查尔斯·默里首先提出的研究报告《后退了——美国的社会政策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表明，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旨在减少贫穷的、宽容的政策产生了反效果，反而增加了贫困。由于政府的政策，人们觉得工作更不值得去做；不结婚有孩子后不仅不那么苦恼，反而在经济上更能得到实惠；同时，还减轻了对犯罪的惩罚，放松了对学生行为不检和逃学的管教，因而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比赛的规则。那些最短视、最不律己或从家里得到赡养最少的人，他们对于这一新的准则所作出的反应非常快，并且开始形成了默里先生和其他人所说的“下层社会”。后来对英国进行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如私生子和犯罪率都有增加。 在“依赖福利”的辩论中，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家庭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单亲家庭的暗中鼓励。但保证青年人能有动力、有技术和有机会工作也同样重要：自１９７９年以来，我们在英国采取了几种方法试图做到这一点。我们感到，给予闲散的人一定时期的补助，对于这些青年人的生活会是最坏的开始，对他们的同伴来说也是一个坏榜样。因此，对于每一个１６、１７岁找不到工作和未上全日制学校的辍学者，要保证他们受到两年的培训，一般不允许他们直接享受福利，１９８６年实施的“重新开始”计划的重点是那些失业两年以上、没有再就业和未进行培训而依法享受福利的人。此外，那些经过培训但不认真找工作的人，他们的福利也可能要减少。新的《求职者津贴》对愿意工作的人将提供更多的鼓励措施，对享受福利的条件进一步作出了限制。 一般说来，对于不听从者，在提供援助的同时有必要附之以约束，以防止人们享受福利后不参加工作。他们这样做可能有几个原因——因为意志消沉或者觉得去工作不太值得，或者因为他们在黑市经济临时就业拿钱多。此外，如果我们要使开始工作的人得到真正的工作，我们必须坚决放弃最低工资法或破坏收入低、技术差的就业机会的其他任何规章。 但是，如果我们对“穷人”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将永远不会想出或执行正确的政策方案使人们不再依赖福利。又是一位名叫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的美国学者对于我们现在对贫穷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作了最详尽的调查。至少是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在人们心目中和在帮助贫困的行政措施中，都把穷人分成了“应该获得救济的”穷人和“不应该获得救济的”穷人。虽然这一区分已经淡化，不如以前明显了——这倒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过去强调城市化的破坏作用——但这种区分仍然存在，而且福利的安全网放宽了、深化了。的确，对于还记得英国战前情况的任何人来说，当时把“穷人”这一概念说成是一个可以识别的、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这似乎很不切合实际。 在格兰瑟姆和全国类似的城镇里，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些家庭，他们养家糊口的人遭逢艰难时世，经历了很大困难，但他们从不接受救济——即使他们看到是国家的救济一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他们的体面。许多有尊严的领养老金的人当时会说：“我自力更生，从来没有从任何人那里拿过一便士。”由于走了极端，这种自立的意识肯定会带来苦痛。邻居们会机敏地尽力帮他一把。不幸的是，有些为自己的艰难感到自豪的人与不愿依赖福利的人极为柑像。 对比之下却有另一些人——我到伦敦后曾多次碰到他们——对他们来说，自立和体面没有什么重要，他们愿意依赖国家，不愿作出额外的努力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或使他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开端。 事实是，第一类人重视社会地位，第二类人无视羞耻，这意味着社会压力一般不大，所以处于中间的大多数人——如我们这些人——更可能会去找一份工作，为自己和家人提供生计。这种做法看上去可能显得无情。但是，一个鼓励发奋、节俭、自立和承担家庭义务这类美德的社会，将会造就出一些更加自尊的人。因此，比生活在鼓励他们感到自己无用、 精神不振和失望泄气这一社会里的人们要更加快乐（同时也不是他人的包袱）。即使情况不是这样，国家和社会在赋予同情心时也必须公正。对一个作出了努力的人和一个未作出努力的人给予同样对待，这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不仅使从这一做法中得到了好处的人意志消沉，而且也会使未从中获益的人感到愤慨。 在本世纪的某一时候——现在已经难以准确说清了，那么多的西方决策人开始谈论和采取行动，好像是“这个制度”而不是个人——或者甚至是运气——才使得一些人贫穷。于是我们陷入了圈套，认为贫穷——这里没有必要进入区分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这一雷区——是经济政策产生的“问题”，只有采取各种灵活的办法通过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加以“解决”。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一信念：贫穷是引起各种不负责任或不正常行为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它们的结果。 大多数用这种语言说话的人是为了崇高的动机。没有人的动机比基思·约瑟夫还要崇高，１９７２年６月他作为社会福利部长对学前幼儿游戏组协会的讲话是有关这一方式最不落俗套的说法。基思利用当时的研究，认为“贫困循环”在起作用，即在这一循环中，“一代人的问题似乎在另一代人身上再次出现”。基思的这一说法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新天地，因为它使人们注意到“父母对孩子坏的养育”不仅对这些孩子有影响，而且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但是基思没有问一问，国家通过其福利政策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感和自己帮助自己的做法，这是否像第三个坏的父亲或母亲在起作用。的确，他在倡导要促使父母对孩子进行更好的教育和更多地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还主张政府应该通过不同的福利和可能的税收减免计划进行干预。如果像基思这样一位敏锐的分析思想家都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而开错了处方（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这的确很好他说明了在大西洋两岸，右翼和左翼政府如何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右翼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在“有目标的”福利上，将福利给予了其行为最可能受到福利不利影响的那些人。左翼人士增加了社会保障福利总的负担，使福利面临困境，甚至连那时“贫穷的”纳税人也不得不为这些福利作出贡献。 在英国，对于依赖福利问题的研究要少得多。我们知道在我们社会保障的支出中我们在增加其规模与速度方面做了些什么，也看见了在美国发生了什么情况，因此，我们应该预料到英国政府的社会政策也会同样取得一些不希望看到的后果。事实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后果——它促使了第三个问题的发展，即传统家庭受到了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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