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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重庆。他们是应蒋介石的电邀并由仍然以调停者角色出现的赫尔利大使飞往延安迎接的。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在结束战争和战后时期保持团结。 　　8月30日，毛泽东到重庆后的第二天就去看望宋庆龄。这说明他对宋的尊重以及宋在他眼中的重要性。他们自1927年在武汉分手之后，这是第一次见面。 　　9月1日，她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出席了苏联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国民党官员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主人士也都出席，象征着这是一次统一战线的聚会。 　　9月6日，她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名义，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9月8日，她出席了毛泽东、周恩来为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团体负责人举行的招待会，这些团体主要是通过保盟向解放区提供援助的。毛泽东在会上致词，感谢各方人士的援助并希望这样的援助在战后时期能够继续下去。① 　　①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说，“1945年8月，庆龄同子文一道被派到莫斯科，在8月14日在那里缔结了中苏同盟。这是从1931年以来她离开中国的唯一的一次——除了去香港以外。”（中译本，第440页）他的根据是埃德蒙·克拉布着《俄国和中国》（英文），1971年出版。本书作者手头没有这本书，无从复核。不管怎样，这不是事实。 　　这些活动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都空前地提高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盟的工作达到了顶峰。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进行了40多天谈判，在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包括和平建国、逐步实现民主化、统一全国武装部队和改组政府。 　　在空泛的提法上，“纪要”中没有任何双方不一致的地方，但在具体问题上则并未取得协议——其中原由是很明显的。从国民党方面来讲，它下定决心要把中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统一”到它的统治之下。在共产党方面，它同样下定决心，决不允许重复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要保卫解放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但为了显示诚意，它同意撤出几个重要的根据地、缩编几个师。 　　全国人民由于渴望和平建设，对双十协定还是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但事实证明这个协定是短命的。因为重要的不是纸面上的原则而是实际的行动。蒋介石的行动是部署内战。即使在谈判期间，他就向部下颁发了在十年内战期间编写的《剿匪手本》。在协定起草时，他已下令向解放区进攻；协定签字后墨迹未干，他又下令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约50万已经投降的日军奉国民党之命继续武装守备占领区或参与进攻中共领导的军队。所以，双十协定签订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军事冲突。 　　这时，外国干涉已如箭在弦上。9月末，也就是重庆谈判还在进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企图在山东烟台（旧名芝罘）登陆，为解放区军民所阻止。这标志着西方的“炮舰政策”时期（外国军舰在中国可以横冲直撞、毫无忌惮）的结束——至少在解放区是如此。数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转而在国民党控制的天津和青岛登陆，他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像原来所计划的那样在华北登陆后对日军作战，而是阻止日军向中共领导的军队——正是它们一直在对日军浴血奋战——投降。美国陆战队在天津、青岛市外同八路军发生了冲突，并很快就同昨天的敌人（日军）共同来守卫桥梁等等重要设施。不久，美国军舰和飞机把史迪威将军当初装备训练出来作为抗日劲旅的蒋介石精锐部队，从印度运送到华北和东北，以用于内战。 　　在重庆，在双十协定签字前两天，即10月8日晚，发生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廖梦醒的丈夫）因意外事故被枪击重伤不治的不幸事件①。廖梦醒的父亲、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是1925年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的；她的弟弟廖承志1941年自香港脱险归来即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上饶集中营。此时又发生了这一惨剧，廖梦醒悲痛欲绝。宋庆龄同廖家有长期的友谊和深厚的感情，她是第一个赶到医院去悼唁和慰问的。廖梦醒回忆说，宋庆龄安慰她、鼓励她并要她好好休息（梦醒在保盟工作），使她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①应邀的外国团体有美国的“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英国的“联合援华会”和“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和“世界学生救济基金会”。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中国、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未来，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但1945年究竟不再是1927年了。国内反对内战和争取新的未来的浪潮高涨。 　　何香凝在1945年11月1日致函宋庆龄、孙科和宋子文，把这一反内战浪潮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信中说： 　　“我们四人都是亲受孙中山先生的临终嘱言的人。我们不忍看见在国外的压迫解除之后，民族的前途又陷于黑暗。我不能到重庆去，希望你们三位向蒋先生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如此，庶几能告慰于总理及先烈在天之灵与八年来流血牺牲的将士和同胞的英魂。”① 　　①关于这次事件可参看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第603—605页。 　　但是，蒋介石不听一切劝告，一意孤行，继续展开内战。宋子文和孙科虽然有时不同意蒋，但他们终究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层，不可能同宋庆龄、何香凝联合一致行动。但人民群众不愿意回复到过去年代的情绪开始高涨和深化，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周围——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虽然反对内战，但能够对付它并最终击败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宋庆龄在抗战胜利后又在重庆滞留了约3个月，于1945年12月回到上海——她已睽违8年的家乡——并准备进行新的斗争。帮助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运送医疗器械及药品给解放区。1944年因与蒋的矛盾，奉调回国任美军地面部队司令，旋调第十军军长，1946年病故。立场并且可说是那个时期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 　　※第十七章　在战后的上海：1946～1949年① 　　（一）和平或内战 　　1945年宋庆龄回到上海的时候，她是53岁。自从她和孙中山1915年结婚起，30年已经过去；自从孙中山1925年去世、她独立进入政坛为实现孙中山遗教而奋斗也已20年了。 　　①本书作者这些年在美国，没有在上海同宋庆龄在一起工作。因此，不可能像上两章那样对于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和重庆两地的工作，结合亲身经历来记述，而是尽量依据那些同她直接有关的人士的记述。——本书作者 　　正如过去常遇到的那样，她居住地的改变同一次历史性危机的发生又是重合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有过严重的压力和紧张的时期，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由于民族生存的需要和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没有完全破裂。在即将来临的和平建国时期是否能够保持和发展？或者，是不是又要出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不幸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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