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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这两封信中的第一封就是孙中山在1922年8月27日给越飞的复信。信的开头说，“您本月22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已经收到。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下面主要是谈论了越飞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从孙的答复中推断的）。 　　一个问题是越飞想同当时由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对此，孙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同意： 　　“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众所周知，某些列强不愿在他们自己能够将经济投降条件强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它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显然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只有把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完全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 　　另一个双方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是对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态度。孙中山正在寻求同张结盟，反对由张的对手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 　　当时在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国际的许多人中，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人中，都认为吴佩孚要掌握整个国家的权力，从而能统一全国，为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一个必要的客观条件。从阶级分析来说，吴被说成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走向掌握全国政权的阶级——的右翼，孙则代表其左翼。越飞显然也持这样的观点。所以，他原来的任务之一就是同吴、孙双方接触，促成双方合作。与此相对照，张作霖则被看成完全是落后的、封建的，并且肯定为苏联所厌恶，因为他盘踞在中苏边境一带，背后的支持者又是日本。（吴佩孚的外国支持者是英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他。） 　　孙中山强烈地坚持他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吴佩孚没有一点进步的地方，应为革命所推翻；他同吴的对手张作霖结盟在当时形势下是有用的和必要的。所以，他在给越飞的信中说：“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他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的代理人……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的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 　　“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由于美国据说要支持吴佩孚，看来张现在积极地以英美两国为敌……” 　　在信的前边一段中谈到了外蒙古（后来曾写入《孙文-越飞宣言》第四点，见前）。孙表示希望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那里，因为“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这里他可能是指日本，但在《宣言》（这是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只提旧俄白军，以免刺激东京。 　　关于苏日关系，孙坦率地说出了他的顾虑，希望得到消除。在回答越飞的问题后，他写道：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将不借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他在信的结尾同开头一样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孙的另外一封信是同年12月20日写的。在此之前，他们已交换了不少信件，但孙在这封信里仍然严厉地批评苏联“同北京的垂死机构谈判”。他写道： 　　“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长期承认北京的官僚政府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机构，那么，你们想同北京政府谈判，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来，你们就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为它树立取得国际承认的威信……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承认必采取所谓进化或渐变这种和缓的方法，而不是采用革命或激变这种也许可称为苏维埃的方法。” 　　在这封信里，孙说他“本人作为中国革命的体现者”自然要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反对、攻击和镇压”。他是“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来同苏维埃政府合作的。他指出，北京政府或任何一个派系的军阀的花招都“完全像下棋，只是‘缓慢地’改造中国这一局棋中的一步”——所谓“缓慢地改造”其实就是根本不改造。 　　关于张作霖，孙在这封信里谈得没有上封信那么多，因为张在同吴佩孚的较量中，开始同北京政府调情。虽然这样做并不成功，但使孙怀疑张作为盟友的用处——最多他只能保持中立，在《孙文-越飞宣言》中孙建议苏联同张商谈铁路问题的原由也正在于此。 　　孙中山的结论是：“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孙中山说，他自己有一个计划。“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处于英国影响及海上力量的支配之下……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他这个计划的基础是在国家的另一端即西部和西北部采取行动。他说： 　　“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十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 　　“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吗？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 　　“如果你们政府对我的计划有兴趣——它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首先是一个革命的计划——那末请派一些能胜任的人来，为了早日采取行动……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 　　尽管孙中山在中国西部和西北部有他的追随者——如他的老信徒于右任在陕西多年来领导群众性的反军阀运动——他所说的调动十万人，看来是他希望能够征集的人数而不仅是已经组成的队伍。总的说来，他的事业仍然缺乏最重要的力量——一支革命的军队，这是依靠任何一支已有的军队或与之结盟都难以替代的。孙中山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这一缺憾，正因此，所以至少从1921年以来就对苏联革命的红军模式深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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