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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参战问题不仅是外事方面的一次考验，也是《临时约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验。新总统黎元洪和极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反对参战，但掌握军权的内阁总理段棋瑞却一味主张参战，并在与各省督军密商后，置国会于不顾，一意孤行。这个军阀首领在首都横行霸道，各地军阀则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拥兵自重，成了“土皇帝”。共和中国的军阀主义灾祸不象在拉丁美洲那样以政变为特征，而是连绵不断地进行流血的、毁坏性的内战，其源盖始于此。 　　孙中山既无兵力、又无权力，但他有崇高声望，所以他写的反对参战的小册子（由他的亲密追随者朱执信署名）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宋庆龄4月17日的信反映了孙的立场。信中所提到的“微不足道的一笔钱”是指段棋瑞从日本银行拿到了一笔500万日圆的贷款（史称“西原借款”），作为中国参战的报偿。 　　进行这样的收买活动的不止是日本。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赖尼希和曾任袁世凯顾问的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颇有影响力的乔治·莫里森，他们都曾各自为本国政府进行过活动（美国在1917年2月参战）。他们答应给予中国政府各种奖赏：不仅德国在中国所攫占的土地、特权和赔款都将归还中国，而且协约国还将贷款给中国。他们还示意将修改或重订19世纪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无耻的骗局。西方盟国早已秘密许诺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租借地——同把它们归还中国完全是南辕北辙。至于他们自己在中国所拥有的特权，当然根本无意作丝毫的让步。 　　认为参战无益、徒然引起内部不和的知名人物不止是孙中山。许多不属于革命派的各种人物为了不同的理由也表示反对，其中有总统黎元洪、民国国务总理唐绍仪、孙的君主立宪派政敌康有为。国会没有通过参战议案。 　　面对抵制的力量，段棋瑞在1917年初夏——像早些时候独裁者袁世凯所做的那样——悍然践踏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对德宣战。黎元洪因此下令将段免职，但结果却是他自已被古怪的“辫子将军”张勋所推翻。（张勋和他部下几千官兵都蓄辫，以示对覆亡的清朝仍忠贞不渝。）清王室又被从坟墓里请出来。名义上的王室首脑、12岁的溥仪又被宣布为皇帝（根据1911年清帝退位时的协议，他一直仍住在紫禁城内）。在得不到人民丝毫支持的情况下，他只“在位”12天，还不如袁世凯——袁还做了83天皇帝。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证明，对中国来说，君主制度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对君主制度的唾弃，比西方的法国更加彻底，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经历了几次复辟——建立帝国或王国——前后好几十年。 　　这出闹剧正是军阀段棋瑞所需要的。黎元洪总统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不得不召他回来镇压“辫子兵”。段棋瑞再任总理，马上把这个倒霉的总统换掉，换上了一个驯服工具，并解散了国会。这个国会是1912年选出的，在袁世凯倒台后重新召开。 　　（一）南下护法 　　孙中山有几个月时间在上海专事研究和著述。袁世凯覆灭后，他曾经希望能够最后地从对旧政治秩序的革命性破坏工作，转换成建立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建设性努力。但他再一次发现，时机尚未到来，还要进行更多的革命战斗。因此他发起了护法运动。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对1912年宪章的不适当的崇敬——他自己曾说过，这部约法中他唯一完全赞同并对之负责的条款是“主权属于人民”。他维护约法是为了保护比之更为宝贵的东西，即得来不易的共和国。 　　他对北京的段棋瑞政府发出了警告。如果段政府不遵守们临时约法》，他将建立另外一个护法政府，与之对抗。这一次，他的抗争将不像过去那样是在海外流亡中进行，而是要在中国本土上建立这个护法的新政府。他稍后宣布，护法政府的目的是要用“真共和”来代替“假共和”。 　　因为篡权者段棋瑞依赖武力，所以孙中山也要谋求军事上的支持。1917年7月，上海的一支海军分遣队共7艘军舰宣布起义，拥孙反段。这件事的成功同宋庆龄是有关系的。她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一起，对舰队军官的夫人们做了许多政治鼓动工作，通过她们去影响这些军官。 　　在这支舰队的护卫下，孙中山同宋庆龄，还有一大批支持者于1917年7月6日离沪赴穗。南下的还有一百多名被段棋瑞解散的国会议员。他们很快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决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但这个政府从1917年年中成立，只维持到1918年初。它的弱点是依赖于当时控制着广州的桂系军阀，而后者所以需要孙中山和国会留在广州并不是为了国家前途，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名声好听一点，以利于割据两广，并独占烟赌两项丰厚利薮。所以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讽刺话：军政府没有军队，军队眼里没有军政府。 　　不久，桂系军阀设法贿赂一部分国会议员，把孙中山那点徒有虚名的权力也剥夺了。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辞职回沪。他愤怒地指责所有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① 　　①所有这几封宋庆龄致梅屋夫人和梅屋先生的信都是由梅屋夫人的外孙女小坂珠访子（小坂哲郎的夫人），经久保田博子夫人协助提供的，盛意可感。 　　孙中山的伟大品质在于他从不灰心。相反，他总是从每次挫折中汲取教训。他对军阀的幻想破灭了，他本着“知难行易”的精神去探索中国问题的更深根源。换句话说，革命需要理论。当然，这不是说他要放弃行动而去沉思默想。他不是这样的人。对他来说，知识要从过去和现在的行动中去获取，又用于未来的行动。 　　他回到上海从事《建国方略》的著述，在这一工作中，宋庆龄是他的永不倦怠的助手。为了表示感激，孙中山亲笔书写了一部送给她作为礼物。后来，宋庆龄在拍照时常常把这部孙中山的手写稿捧在手中，作为她决心继续为他的事业而奋斗的象征。 　　在社交和家庭方面，宋家的美国老友之一朱利安·卡尔老先生（生产名牌“达勒姆公牛”烟草的百万富翁）来沪，同宋家重叙旧谊。查理·宋（宋耀如）一直视卡尔如父，而且他当时在上海的生意也得到卡尔的投资，所以为卡尔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据说孙中山曾因卡尔资助革命，与庆龄在一个公开场合对他表示敬意。在为卡尔举行的集会上，孙中山和宋家成员一同出席，这个迹象，显示庆龄的丈夫同她娘家的不和已告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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