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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不管怎样，当朱卓文把卢嘉贞带到日本来见孙中山时，离婚的事情很融洽地解决了。双方签署了一份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几个月之后也是这位和田瑞律师草拟了孙宋结婚誓约书并作证。） 　　在6月28日，日本外务省的暗探尽职地注意到，孙中山发了一封挂号信给庆龄的父亲——在上海的“查理·宋”。五天之后，他又给同一地址发了一封给庆龄的电报。这封电报她有没有收到是个疑问，因为这时在宋家内部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她失去了行动自由，她个人的信件也被扣了。 　　她离东京回上海之前，曾同孙中山商定，她要去争取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一到上海，她就发现两位老人家已另有打算，要把她嫁给城里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家庭的子弟。她一生中第一次不听他们的话，宣布除了孙中山她谁也不嫁。两老勃然大怒。他们说，孙博士已经有了妻室子女，他做她的丈夫年纪太大了。他连她的生活需要都无从保证，更谈不上享受。对作为一位革命家的孙中山，他们是尊敬的，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女儿去过他那种危险而又困苦的生活。但庆龄不为所动。在折磨人的争执中，她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楼上卧室的床上，经过情形却一点也不记得了。卧室的门已被反锁。她刚才在父母面前强忍住的泪水一下子如泉涌出。 　　1915年10月初，孙中山又派他信任的使者朱卓文到上海去把庆龄接回日本。朱是孙的同乡，曾在美国住过几年，有个女儿，英文名字叫“慕菲雅”，是庆龄儿时的朋友。他们父女两人到了上海，设法同庆龄接上头。她偷偷溜出了屋子，给父母留了一张字条。这次出逃后来被编成像《罗米欧与朱丽叶》中“阳台加梯子”那种场面的浪漫故事，但庆龄自己从来没有加以证实过。真正的戏剧价值倒不在于经过的细节，而在于这一事实，即：尽管外表柔弱、内心敏感而外在的阻力又大，庆龄一旦作出决定，她的意志就如钢铁。这是显示这一品质的无数考验中的第一次。 　　孙中山对他的新夫人和过去的夫人都关怀备至。对卢慕贞，他始终是公允和友好地相待。在他的故乡翠亨村，有一间纪念他的陈列室，里面至今保存着他在同她离婚后的一年里给她写的六封信。他在信上按中国家庭的习惯称她“科母”（他们的儿子名孙科）、自署“科父”或“德明”（他们婚后所用的旧名）。他提到给她的家用汇款（每月100至200银元）和他的身体状况，并问候她的健康。他要她别想念他，告诉她怎样分配他托她经手的给家乡穷困亲戚和村学的捐款。 　　（一）同孙中山的结合 　　1915年10月24日，庆龄回到日本。日本密探的报告说，“下午一点半，孙中山乘汽车去东京火车站，一点五十分同宋庆龄和另一位中国女士（可能就是朱卓文的女儿慕菲雅）返回，她们是从上海来的。三人于两点半到达孙的寓所。”第二天他们结婚。“四点半，孙中山同宋庆龄去位于朱囗的和田瑞律师家中赴宴，晚七点半回家。” 　　毫无疑问，他们结婚是在1915年10月25日，但结婚誓约书上填的日期是26日，这是因为按照日本风俗，双日对新婚夫妇吉利。有人说他们结婚是在一年之前（即1914年10月），即在孙卢离婚之前，这是没有根据的。庆龄后来写道，“我们的政敌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的时候就结了婚”。她把任何关于他们在婚前就已同居的说法斥为“彻头彻尾的谎言”。① 　　①1980年9月16日、17日和25日致本书作者的信，在提到有人重复这些指责时这样说。 　　结婚誓约书是用日文起草的，以便向日本当局登记。这份结婚誓约书现存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①它体现了两性平等的精神。双方保证“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缔结婚约后，“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但这一点不可能通过袁世凯政府驻日本的使领馆办到，因为他们正要追踪和捕杀孙中山。 　　①影印件及译文载《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 　　这桩婚事经公开宣布后，孙中山同宋庆龄总是作为夫妇和同志在一起行动——这种情况当时在中国或者日本都属罕见。 　　主持婚礼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就相识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经孙的事先安排，庆龄在婚前就是住在梅屋家的。参加婚礼的是少数几个朋友，其中有廖仲恺一家。廖梦醒那时虽然只有11岁，但日文却已很流利，所以充当了翻译。 　　结婚那天，在和田瑞家中签署结婚誓约书后，按日本风俗，喝一种小糯米团赤豆汤、唱婚礼歌。廖梦醒问庆龄要她戴的珠串，新娘答应“等你长大了”就给。15年后，她实践了这个诺言。（当年的女学生这时已成老练的革命者了，不再想到这样的事情，但收到这件礼物时廖梦醒还是非常高兴。） 　　廖梦醒在几十年后回忆道，“在婚礼上，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美丽、非常苗条、非常文静。此后，我常常去看望他们。”① 　　①据本书作者多次与廖梦醒的谈话。 　　接着在梅屋家中举行招待会。梅屋家是同中国的共和革命有着许多联系的地方。孙中山、宋庆龄以及其他在日本勾留的中国革命家同这个家庭的悠久历史关系的信件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并都细心地保存了下来，现在由梅屋的孙女小报珠访子和她的丈夫小坂哲榔收藏①。小坂是东京日比谷公园内著名的松本楼餐厅的主人。这家餐厅是几十年前由他的祖辈开办的，同中国的革命历史也有很多关系。孙中山和他的中国追随者常常在这里同宫崎、梅屋和其他赞同他们的事业的日本友人聚会和讨论问题。至今在餐厅的前厅里，仍放着那架庆龄1915年住在梅屋家时曾弹过的黑色立式钢琴，并有标牌载明。钢琴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孙中山同梅屋夫妇1914年的合影，另一张是1913年孙中山和50多位日本支援组织成员在这家餐厅聚会的留影。 　　①本书各处引用并注明出处的有关材料都是作者1986年冬在日本时由小坂夫妇慷慨提供的。还要感谢久保田博子夫人，她为整理和研究这些收藏做了许多工作。这些收藏加上宫崎寅藏家的丰富收藏，是一处十分丰富的史料来源。最新出版的《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一书的内容也很丰富，如梅屋资助并购买枪枝供孙中山多次武装起义之用，为孙中山的环球旅行提供费用，他们同菲律宾及其他亚洲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密切关系，梅屋努力影响日本名人赞助孙中山的事业，资助孙中山在流亡中出版宣传书刊，开创性地拍摄1911年武昌起义的纪录影片（及后来制作关于孙中山的故事片），梅屋在孙中山反袁斗争中帮助组建第一所航空学校及飞行队，在20年代初期其他日本人指责孙中山为“布尔什维主义”时梅屋坚决站在孙的一边，梅屋的女儿参加孙中山葬仪，等等。书中还记述了梅屋家人同宋庆龄的长期友谊，在她晚年仍常来看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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