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寻找人与鸟通行的语言
作者：潘 晴
潘：现在有些当代艺术作品不需要用形体来作为载体，它们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观念。比如，整个钢琴演奏会，钢琴家仅仅坐在琴前，而不弹奏，那么这个想法自身就是一件观念性的作品。它完全没有声音，连有调和无调之间的空间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的作品都早已经超越了有调和无调、抽象和写实的边界，但是你们还是赋予它们以形式作为载体。谭盾的鸟乐是有声音的，是有伴奏的，还有指挥。这就是我说的有形式。徐冰的作品有形式，有灯光，很美。那么这和完全观念性的、如同字典解释般的作品很不一样。
徐：我觉得刚才讨论的差不多就已经点到关键了。实际上不论是纯观念的也好，纯抽象的也好，都是保守的。任何带有观念或者是说得清楚的东西，其实都是陈旧的。今天听谭盾的音乐，你就觉得说不出它是什么类型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作品才是有意思的。从我个人的创作经验来说，我几乎从来不考虑材料或艺术类型。我相信你只要去做，你的作品就会自然产生贯穿它们的线索，这个线索是你想遗弃它都不可能的。所以风格类型的问题你根本不用去考虑，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思维。我觉得好的艺术家都是思想型的人。
动物给予我们的启示
徐：音乐是一种语言，是语言的升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代表。而有机的自然的东西是原始的，非人为的，没有被“文化”过的。所以音乐和鸟的对话，是两个极端之间的对话。在这个碰撞过程中，会产生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在我的作品中，别人总是问：你这个“天书”和那件猪的作品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一般人看作品喜欢从材料上来考虑，而这两件作品的材料很不同。但其实像天书这样书卷气很足的作品和猪的作品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它们讨论的都是关于文化对人的限制的问题，与人的一种別扭的关系。
谭：就像我用交响乐写东西和用自然界的声音写东西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物质材料和非物质材料，都能够传达我要表达的精神。对于形式的追求最终目的是要去寻找艺术的革新。
徐：我喜欢用动物是因为它们是没有“文化”过的东西的象征。我是想制造一个环境，我们看着它们的生活来反省人自身的问题。有很多人就担心这猪到了展场就会不工作了，但事实上，猪被转移到展场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之后，它们还是非常即兴而且是旁若无人地享受它们自己。同时呢，反而使看它们的人觉得尴尬和拘束。所以这个实验的结果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担心它们会不适应，其实不适应的却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不适应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文化来的。谭盾的乐曲用了鸟，就是给了音乐和音乐家最本质的挑战。我加个插曲。1996年纽约的BAM(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有这样一个试验项目，以视觉艺术家的想法为主与表演和音乐的艺术家合作做舞台的东西。我当时的计划可能太前卫了，所以没被接受。当时，我想做的是把猪和其他动物与乐队同台演奏，如同一台马戏。因为猪在交配的时候，它们的叫声非常巨大，加上它们身体肌肉的颤抖，比一般的重金属摇滚乐要激烈多了，使它的现场感观特别强烈。让摇滚乐队配合猪的发声，如同双重性的表演。当时计划做这样一台东西，但后来没有实现。
潘：你们两人几乎在同时意识到做这样的作品，是否是因为你们对于当代社会文明的发展有所忧虑?
谭：这也不一定。对我来说，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实现艺术目的，去寻找一种新的语言，一种音符对位的新的可能性。所以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作品好像是在肯定、否定或批判一种现象，但其实有些时候艺术家的动机是蛮简单的。他们有时只是单纯地和执著地去寻找艺术本身的一种真理。
大众的语言，国际的语言
徐：其实在我的作品里，我在寻找一种最通行的语言。我过去不是有个作品叫《天书》吗，就是谁都读不懂的书，连我自己都读不懂!我正在做一本书是谁都可以读懂的，是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有文化和没文化、各个领域的人都可以读懂的书。很多语言都已跨越国界，例如音符就是一种语言，建筑图纸也是一种语言，我今天看到谭盾乐谱的手稿，就觉得特別有启发，其实它就是一种语言，一种符号。
谭：我的鸟乐的谱子，的确像个设计图。
徐：我看到你用了很多通俗易懂的符号，例如用了体育的暂停手势。我觉得随着当代信息和科技的发展，传统语言，现有的语种，包括英语、汉语，都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在网络上的国际语言，它的变化非常快。网民的语言，就是那些小孩子的语言，咱们都看不懂了。
潘：但是网语还是有地域性。比如我是中国人，我用的网语就只有中国人看得懂，还是不够通俗。
徐：但是他们是在努力达到一种通俗。达到跨语言，跨学科的范畴。
潘：的确，例如笑脸的符号就是世界通用的。
徐：笑脸中国人懂，西方人也懂。包括中文里从英文演化的一种说法。例如，拜拜，就写成“88”，这个“88”是最国际化、最简捷的做法。所以这种新的语言正在迅速地形成。这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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